说实话，袁怀英也不可能真把这些人全都清理干净，真要是那样的话，短时间内新盛县公安局怕是会运转失灵，战斗力下降到临界点。
事实上，这些人的问题，有时候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
倘若是重点打击，从其中揪出那么几个来进行处理，抓典型，那么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处分也会非常之严厉。
现在却正是用人的时候。
案子办到这时候，不管你从市里从其他兄弟局调多少人过来，都不如新盛本地这一帮警察用起来顺手。比如说走访被害人，走访证人，收集证物，这些工作由外地同志来办，事倍功半，有时候你连个地方都要找老半天，不要以为有个地址你就一定要找到地头，那可不见得。有时候你找到了地头也不见得能找到人，哪怕要找的人就在你对面，你也不认识啊！
这些工作，最好是能由本地同志来办，那就事半功倍。
这个时候，只能让他们“带病工作”了。
在这种大规模的专项行动中，极少数警察的不规范行为，其实已经影响不到大局了。一般来说，他们也未必敢再有什么小动作。
要知道，团伙案子，通常都是多人作案，一个人的供词，如果和其他几个人都不相符的话，是不会被采信的。如果受了谁的好处，或者被谁“威胁”，想要提供些便利，甚至为其减轻罪责，风险就太大了，并且可操作度相当之低。
搞不好羊肉没吃到惹一身骚。
通常也没人敢放水。
当然，也有跟这些团伙牵扯过深，本身已经涉嫌严重犯罪的，那就无可奈何了，要不你冒险给犯罪分子提供便利，冒着被抓被从重处罚的危险，要不你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聪明人通常都会选择后者。
有一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样大规模行动中，争取宽大处理是最“划算”的。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被告多达数十人的大案子，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从来都是秉承“首恶必究，胁从宽大”的原则。对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和主要团伙成员，从严惩处，以平息广大群众的愤怒之情，对那些恶行不彰的胁从人员，那就是秉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从宽处理，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如果一味的从严从重，将所有人不问首从，全部苛以重刑，那也不现实，一样的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原因很简单：这些团伙成员，也是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的，几十个家庭“闹起来”，不断组织上访，要求减轻处罚，对各级政府，各级政法机关也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对日常工作更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上级领导肯定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
对团伙的胁从人员尚且宽大处理，对愿意主动交代问题的内部人员，那就更加会宽大处理了。
袁怀英这也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再说，袁支队何等样人？
这样一个厉害角色，既然出任了新盛县政法系统的一哥，对新盛县局内部和翟鹤北，薛良，展武等人靠得最近，牵扯最深的那少数几个人，不可能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这几个，他是不会再给他们机会的。
也给不了！
随着案子侦办的深入，这些人都会成为重要的犯罪嫌疑人，是要和翟鹤北等人一起，站上被告席的。对这些人的处理，袁怀英也无法全部做主。
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一上来就对他们采取雷霆手段。
直接抓起来！
也好给其他心存侥幸的人树立几个榜样，敲一下警钟。
同时，袁怀英也在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上反复宣讲：允许戴罪立功！允许将功折罪！
这时候，正是用人之际，惟其如此，才能凝聚出最强的战斗力。
再说了，袁怀英巴巴的从市里跑到新盛来当这个一把手，也不能一上来就在局里抓上几十个同志，真要这么干，他这个局长还当不当了？
在这个前提下，案子侦办进行的相当顺利。
薛良团伙和展武团伙也不是没有漏网之鱼，但是，跑掉的终究只是少数，追捕这些人的工作，专案组是基本上不会再干了，全部交给新盛县局的同志去完成。
这是个长期的工作，有些团伙分子，怕是终其一生都会逃亡在外，再也不敢回来了。
紧盯展武，是王为的工作。
他主要关注的，还是薛良案的两个凶手的下落。
那两个家伙，危险度很高。
如同王为当初所分析的那样，这两个凶手确实是展武从“道上”请来的“专业人员”，和青龙是同一类人。当然，名气没有青龙那么大，身手应该也不如青龙那么强悍。
一听到是这么个情况，王为就知道这事不好办。
虽然展武按照他的要求试着再次联系了那两个人，但电话一接通展武一开口，对方就毫不客气地挂断了，再打过去，直接关机。
王为也知道，这些家伙的警惕性是非常之高的。尤其现在新盛县的局面如此紧张，他们只要稍微有所知晓，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在新盛县露面了，也不会再跟展武联系。
这种人，是所有刑警最头疼也最不愿意面对的罪犯。
好在至少已经知道他们的来路，知道他们在道上是什么外号，也知道怎么才能联系到他们，再慢慢设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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