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像电影中的程勇一开始那么浑，被迫无奈为了赚钱去贩药。
而且陆勇本身就是白血病病人。
但要是跟这个节目一样，以纪实的方式来拍电影，那就有点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电影肯定会很沉重。
这个题材本来就沉重，如果不加一些黑色幽默元素在里面，让电影轻松一些，那恐怕许多人不会去进电影院观影，那影响就无从谈起了。
现在这个剧本按照好莱坞英雄大片的模式和套路来写，更有戏剧张力，更有故事性，加入黑色幽默现实元素，确实更对观众口味。
不然，这个故事涉及白血病人，涉及生死，必然看的很压抑。
这样改动之后，电影呈现的现实一些，更理性一些，主角最后入狱，观众也就能承受住。
另外“黄毛”、彭浩、神父、跳舞的单身母亲刘思慧，这几个角色都是故事需要，将一些真实人物进行加工而成，角色也更有魅力，形象也更突出了。
而杨新明饰演的“神父”这个角色，那就完全是“创造”的了。
这个角色对一些病人是有一个“救赎”作用的，而且不完全是宗教化形象的描述，且能“承包”一些笑点。
虽然说电影剧本有好莱坞英雄大片的套路和模板，但实际上程勇这个主角，并不像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来刻画的。
电影也没有刻意去突出主角“程勇”这个角色随着剧情展开而成长。
“成长”这个词主要是一个积极发展的意思，表明情况在好转。
但电影中程勇并非如此，简单成长变好，成为英雄。
人是十分复杂的生物，并不是说变好了就不会变坏，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好、坏能简单形容的。
同一个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处理的态度和方式，有时候就是心底善良的一面在做主，有时候心底阴暗的一面在做主。
所以每个人，或者具体到程勇这个角色上，都是有双重一面的，好的占一半，坏的占一半。
程勇刚开始就是魔都一个“小瘪三”，失意的中年人那种形象，甚至有些惹人讨厌。
他打老婆，欺软怕硬，被前妻弟弟曹斌在警察局冲过来时，吓坏了，他还卖着印度神油这些没用的东西骗人。
但除了这些毛病，他内心一直有善良的一面，他为了亲人愿意去冒险贩药。
后来他有能力，可以帮别人了，在外界的刺激下，逐渐把他更大的善良也激发了出来。
许多人可能就正好相反了。
在一些没有多大诱惑的事情上，他们能显露出善良的一面，但是涉及巨大利益，那就不一定能做到。
面对卖假药那么高额的利润，那么风险大的事情，程勇却能先后一次是低价卖药，一次是赔钱卖药。
由此可见他这个人物大善的一面。
但是在电影中期，面对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胁和逼迫，他怕曝光，怕坐牢，最终还是为个人安全、家庭等等，让出代购药品的渠道，转行去当了一个服装厂老板。
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没有把程勇当做一个“英雄”发展变好，慢慢成长的去刻画，突出的就是人和人性的真实的一面。
而且电影里面没有美化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丑化任何一个人，更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叙事的角度和视角都很客观。
许多人觉得对贾乃文演的药品代理人太模板化，但实际上这类人大多都是如此的。
为了主子的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职责，他们是以利益的受损的程度在办事，时刻都在全力维护利益，为此不惜动用全部的能量。
电影中，印度的仿制药不能出售给国外，最后制药厂也被逼迫关闭，都是内地代理人做的。
这其实跟现实不符，有些黑色幽默和讽刺的意味。
当然，这也跟编剧们写故事的时候，特别强调“法”的一面有关系。
电影中特别强调法大于情，将警察局长塑造的很刻板，几乎就像是为权利和大药厂做事，不像个好人。
但实际这方面有两层的意思，主要还是展示对法律的敬畏上。
“黄毛”都开车逃出警察追捕了，却最后被卡车撞死。
这其实是用一种天意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这就是学院派出身的编剧的深刻和人文的一面，也是他们天真和理想的一面。
而在真实的社会上，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在国内，程勇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法官们并没有惩治他。
而在印度，印度政府根本就没理会瑞士格林宁厂关于药品专利的多项控诉，早在2013年就公开支持对这种天价药进行仿制，让他们的病人能吃到药。
周夏并不想涉猎太多，借助这部电影去讨论法律和人情这种深刻的东西。
法律当然是不能随意打破的，今天对一个人破例了，那就会有更多的例子会被破。
对于弱势群体、普通人会是更大的危害，权贵才是最终受益者。
但有时候法律无外乎人情。
就算是标榜法制的西方国家，海洋法体系中，也不是经常以以前的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吗？
这其实就是人情的一面。
周夏如今算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他还是比较认可原编剧这种艺术高于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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