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说话不方便，走出门外给孙国栋打电话。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香港警队和香港海关正值“多事之秋”，像这样的案子想申请到搜查令没那么容易。
这不是小事，必须立即向领导汇报。
“吴厅长，我韩博，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
“钱到了香港，哪睡得着，现在什么情况，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韩博回头看看特别小组办公区，苦笑道：“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基本确定赃款位置，香港警务处和香港海关也愿意帮忙，打算悄悄掉包，先把钱控制住。坏消息是采取行动要符合相关程序，搜查令不太好申请。”
“天没亮，管这个的人没上班？”吴副厅长下意识问。
“这倒不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要是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夜里一样可以找裁判官申请，只要有足够证据，裁判官一般也会签发。”
“裁判官，裁判官是干什么的？”
“裁判官相当于法官，但在香港不算法官。香港法院分为四级，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裁判法院的裁判官负责审理小案子，特委裁判官有权签发拘捕令和搜查令。法官主要在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工作。”
韩博顿了顿，又补充道：“裁判官和法官的服饰也有所不同，裁判官只身穿黑色法官袍，不戴假发。区域法院以上的法官都会戴上假发，穿红色或紫色的法官袍。”
四级法院，都是审理案件的，不是法官是什么，非要搞个裁判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体育运到的裁判呢。
吴副厅长腹诽了一句，坐起身问：“你是说裁判官不帮忙，不配合？”
“有好几个原因，主要原因是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执法单位申请搜查令，必须是为调查在香港发生的罪案，不可以把检走的文件或其它物品转交给内地海关，以调查在内地发生的罪行。”
第594章 一波三折（二）
“不可以！那两地怎么展开警务合作，香港水警和香港海关前天夜里在码头缴获的那一箱赃款又算什么？”
“怎么说呢，那是在现场缴获的。”
这件事真不太好解释，韩博捋捋思路，汇报道：“余绍东现在涉嫌违反入境法规，涉嫌走私。入境处理论上可以介入，关键他回香港跟回家一样，没走小区正门，翻墙进来的，虽然违法，但问题不是很严重，最多找他问问话。他在香港暂时没违反其它法律，警务处既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也不能动他的财产。所以想控制住钱，只有海关出面。”
“这不就行了，又不是没证据，裁判法院凭什么不给海关签发搜查令？”
“问题是香港海关前段时间因为配合内地海关办案被嫌犯告上法庭。”
“嫌犯告海关！”
“一个姓的秦香港商人涉嫌走私，香港海关应深正海关请求，申请搜查令搜查他旗下多家公司的办公室，缴获大批文件移交给内地执法部门，同时查扣一批藏在屯门内河码头待运的货物。姓秦的嫌犯申请高等法院覆核，指责海关做法违宪，不当将文件转交内地海关，要香港海关赔偿损失400亿。香港高院裁定海关申请的16张搜查令有13张无效，海关要交回检获的资料，包括已转交给我们内地执法部门的资料。法官同时认为这个案子是司法覆核申请，法庭不会处理赔偿问题，鉴于申请人的索偿金额庞大，要求姓秦的呈交申索书，再安排时间以民事索偿的程序处理。”
香港法律到底保护好人还是坏人，吴副厅长觉得难以置信。
不过香港海关也不是那么好惹的，韩博挠挠头，接着道：“香港海关已就司法覆核败诉提出上诉，另外这个嫌犯不仅涉嫌走私，还涉嫌洗钱，这个官司有得打。现在的问题是影响在这儿，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判例相当于法律。我们这个案跟那个案子性质差不多，裁判官应该在犹豫。”
“警务处呢，警务处能不能发挥点作用？”
“警务处也遇到一件事，影响很大，跟廉政公署搞得很僵。现在非常谨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符合相关法律程序，生怕被廉署逮着把柄。”
香港司法部门怎么这么乱，吴副厅长疑惑地问：“又关廉政公署什么事？”
“警廉不和，警廉冲突，在香港是一个公开秘密，几乎尽人皆知。1977年的时候因为抓涉嫌贪污的警察，香港警察罢工，甚至冲进廉署捣乱，把廉政公署的招牌都砸了。后来‘既往不咎’，特赦了一批警察。”
韩博摸摸嘴角，继续说：“几十年过去了，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警察大多退役。后来加入警队的新一代，对廉署没有那种‘切齿之痛’。而且，廉署推行廉政卓有成效，得到香港市民拥护，警队也算心服口服，以崭新的形象接受市民检验。廉署管反贪，警队管治安，从职能上讲，确实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以前那种集团腐败的情况虽然少了，但警队腐败依然是廉署监控的重点对象。警队也是要面子的，有时候，廉署沟通不充分或过于高调、下手太重，常把警队搞得很尴尬。今年5月，廉署在一家酒店以涉嫌包庇色情场所为由，高调拒捕在香港警队享有‘明日之星’之称的高级警司陈锦华。并在没有提前知会警务处的前提下，大规模约谈涉案警员，引发70年代警廉冲突以来警队对廉署最大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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