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外人眼中的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阳光男孩， 换言之， 我摆脱了社jiāo恐惧症这个标签， 即使我的家人已经不需要为我的健康担心， 但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零一零年，二十五岁的我成为伦敦一家公益机构的正式员工。
二零一二年七月中旬的一个周三，我的上司派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找出一件外套。
关于这件外套的几个线索是：外套出现时间为二零一零年年中， 番茄色，外套后背印有DIY图案，根据描述这个图案看起很像炸酱面。
说完一切，我的上司语气不无羡慕：你走运了。
因这趟任务我的银行户口多了十万欧元， 不管最终能不能找到那件外语，那十万欧都将归我，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qíng。
我所就职的公益机构xing质类似于物流中转站，专门负责对热心人士捐献的衣物进行分配处理，再送往世界各地。
那件外套的经手人是我，更有，我还穿过那件外套。
那天，同事的咖啡泼到我的衬衫，脱掉衬衫我随手拿起那件外套，直到下班，我才换回已经晾gān的衬衫。
正因为这件外套，我认识了连嘉澍，一个你通过杂志电子媒体身边人的口述常常活跃在你周围，但你从来就不认为某一天能和他一起喝啤酒说心事的人物。
因为这类人不坐经济舱，不挤地铁，不坐公jiāo不在快餐店吃饭。
为了我银行账号多出来的十万欧，七月中旬的第二个周末，我如约出现在希斯罗机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将陪同连嘉澍前往尼日尔和耶路撒冷。
根据输出记录再加上我的若gān印象以及排除法，尼日尔和耶路撒冷是那件外套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坦白说，要不是为了那十万欧，我是绝对不愿意去gān这般无聊的事qíng。
这件事qíng被归结为无聊是因为，能找到那件外套是一种存在于口头上的机率，好比是一只垫底球队嚷嚷着我们能拿到联赛冠军。
每年，成吨成吨的物质被送往落后国家，那件衬衫只占据这成吨成吨物质中的零点零几公斤的重量。
不说重量就说层层叠叠的物资分配好了，往大卡车一塞，开往救济点，一大堆人等在那里，几分钟后物资被抢一空，那件外套最终有没有到达那些人手中不得而知，也许被忘在仓库里，也许卡车一路颠簸它被落在路上了，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
好吧，即使那件外套最终到某个人手里，也不能保证这个人会珍爱它，下一批物资到了，旧的物资被丢进垃圾桶，迫不及待跑向救济站，看看有没有更合心意的东西。
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能找到那件外套，但那十万欧让人眼馋。
在这个世界，有些人的气质与生俱来，如连嘉澍。
希斯罗机场，T恤配工装裤外加鸭舌帽黑框眼镜，再普通不过的打扮，但往那里一站，人头攒动的机场，眼睛第一时间就能捕捉到。
我朝连嘉澍走去，伸出手：我叫童磊。
镜片后，连嘉澍眼神淡淡。
我们第一站为尼日尔，从伦敦飞约翰内斯堡再转机科特迪瓦，再从科特迪瓦乘小型飞机前往尼日尔。
兜兜转转三十几个小时，我和连嘉澍终于抵达了尼日尔。
在这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连嘉澍给我的感觉是安静，这和他在为数不多的公共场合的侃侃而谈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并不是说连嘉澍爱出风头，相反，这个领导全球五百qiáng企业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很低调，即使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各样代表权力影响力的榜单上，但台下特属于他的席位大多数为缺席状态。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公共场合上侃侃而谈很容易给人一种很浮夸的感觉，但连嘉澍的侃侃而谈常常让人忘记了他的年龄。
如果问我，在过去的三十个小时里，连嘉澍除了安静还给我什么样的印象，我会回答：他有点抠门。
与其说是有点抠门，倒不如说是连嘉澍的行为让人跌破眼镜。
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们都在在经济舱度过的，连嘉澍有一双大长腿，经济舱对于长腿的人来说都是灾难。
数次，我都差点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买一张头等舱？”但最终，我还是压下好奇心。
连嘉澍一看就是不好相处的人，也只有那几名空姐把他当成好相处的人。
在从希斯罗机场飞约翰内斯堡途中，有几名空姐找连嘉澍合照，下飞机时那几名空姐都在赞美连嘉澍，如果她们观察到连嘉澍在照相时眉宇间的不耐，不知道那些赞美的还话会不会说出口。
我不仅想问连嘉澍“为什么不买一张头等舱？”我更想问连嘉澍“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找出一件外套。”
不管我怎么想，当天穿在我身上的那件外套都没什么过人之处，甚至于，外套布料一看就知道来自于廉价制衣工厂。
这个问题也仅存在于我的想象当中，即使我问了相信那也是白问，连嘉澍肯定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
名人们总是注重隐私。
小型私人飞机降落在尼日尔，我们又坐了几小时的车到达物质中转站。
到达中转站时已是深夜时分，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了可以提供睡觉的chuáng。
中转站小得可怜，我和连嘉澍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
尼日尔是处于撒哈拉南的一个内陆国家，这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是除了贫穷还是贫穷。
但由于地势再加上工业不发达原因，尼日尔有灿亮得不可方物的星空，从我的chuáng位望出去，那帘映在玻璃窗上的星空就是一颗颗闪耀的钻石，这让我有点舍不得合上眼睛，好几次我都忍不住睁开眼睛瞧上几眼星空。
记不清是第几次睁开眼睛，映在窗户上的那帘星空多了一个背影，那背影似曾相识，我看了一眼连嘉澍的chuáng位，空空如也。
次日，物资中转站门一开，门外人头攒动，开门的人睁大眼睛一看，在门外等候的人身上都穿着番茄红的外套。
按照之前的计划，中转站的工作人员以贴告示，发传单，口头通知方式告知曾经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期间，拿到颜色为番茄红的外套的在预定时间穿上来到中转站就可以拿到十美元的酬劳。
如果你知道，尼日尔这个国家人均日收还达不到两美元就可以理解眼前的状况了。
为了那十美元，老人孩子男人女人翻箱倒柜找出红色外套，没有红色外套就把浅色外套染成番茄红。
日落时分，穿着番茄红外套的人拿着十美元心满意足离开，这一天来了一千七百五十八为穿番茄红外套的人。
在这一千七百五十八人中没找到我曾经穿过，那件背后印有类似炸酱面的外套。
之所以这么肯定还因为那件外套除了DIY图案外，还有一处被香烟灼穿的小孔，那个小孔就在左边袖口处。
当时，继把咖啡泼在我衬衫后，我的那位马大哈同事还烫伤了我的手，他把我的手腕误以为是烟灰缸，看也没看，死命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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