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倒也有可能是因为害怕之前的对象感到愤恨而对自己加以报复，可是王小树根本不是一个会报复别人的人。之前秋云山害死了她姐姐和姐夫，王小树都是费了好大劲儿才鼓起勇气控诉她的。就算李山桃主动把她甩了，她也不太可能做出什么报复的事儿来，完全谈不上有什么令人害怕的。
想来想去，这事儿倒是有可能出在李秀进的亲家上面。李秀进要把儿子嫁过去的亲家就是之前刚选举出来的农会委员何见天，这事儿谁都不会觉得是碰巧儿了。村里好些乡亲们都觉得是李秀进想跟农会的干部拉关系，才临时决定把自家的儿子嫁给何见天的女儿。
而何见天的女儿何望喜，则也是村里的一个干部。那姑娘今年刚满二十岁，由于去年夏天民兵队的姑娘们很多去参军了，她就加入了民兵队。在很多干部都因为看望秋花香而感染的时候，何望喜跟着高大贵坚守在保卫村子的岗位上，还抓了一个疑似逃亡国民党特务的家伙，算是立了功。
现在何见天母女都是村里重要的干部，时常被村里的群众认为是“真正管事儿”的。
农会主席沈见宝为人太过老实，虽然善于组织农会会员们搞民主，却不好意思对那些违反农会规定的人进行批评。因此，在农会唱“黑脸”的任务都交给了何见天，由此她也就掌握了不少惩罚人的权力。
而何望喜则是跟民兵队副队长高大贵关系很好，她母亲在农会里“监督”农会会员，高大贵就让何望喜在民兵队“监督”民兵队员，主要就是负责看谁没有完成分派的任务。
因此，村里有些群众暗地里管她们母女叫作村里的“警察”，多数人都不会畏惧村长、党支书、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但却有人畏惧何见天与何望喜。
注释：
①破鞋：这个注释其实之前加过，在这里主要强调通常意义上的“破鞋”与被迫与人发生关系的区别。在解放前，“破鞋”一般是受封建婚姻制度影响不能离婚/改嫁而与别人通奸的妇女，她们通常是自愿的，而且会从通奸中得到好处（俗称“卖炕”）。而在这里说的被迫与人发生关系的地主家眷，则是非自愿或半被迫半自愿的，通常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作者有话要说： 十月革命100周年了，
然而我们还在苟且地活着。
昏昏沉沉地上课，
提前两小时就开始思考午饭吃什么。
为了一个不值10分的小pre紧张到肾上腺素爆表，
晚上肝ddl肝到第二天。
心里想着，
我什么时候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好有机会被更大的资本剥削。
是否有人在怀念十月革命？
然而它早已离开我们的视野。
☆、第一百二十五章：“警察”
可是尽管村里有人畏惧这对儿母女，却依旧有不少人把何望喜当成理想的结婚对象。这事儿可能在国民党的政权下是很自然的——当官儿的有油水嘛，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是第一次出现、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刚开始革命的时候，民兵队员和其他年轻干部都谈不上是什么好的结婚对象，因为她们在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往往分不到应有的一份儿，而且工作时常会耽误家里的事儿。如果一个干部是认真负责并且公私分明的，那么在现在的制度之下，她如果不做别的工作，就只会越来越穷，而根本没法从干部的职位上赚到一粒米。
建立了有组织的村公所和农会之后，这些干部们才逐渐开始有时间顾家了，但这些时间怕是远远赶不上普通群众的。而且万一解放军招募新兵，干部们首先要响应号召去参军，就留下家里的老父亲和年幼的孩子，干部的夫郎不仅要干活儿养家，还得照顾公公和孩子。甚至如果赶上他们怀孕的时候妻主去参军了，往后挺着七八个月的肚子还要下地收庄稼，这简直不是人能干的活儿。一想到有这种可能，那些能嫁个普通新中农①的男孩儿们是肯定不会考虑嫁干部的。
好在现在开始组织生产了，那些干部们为了带头生产，也更多地投入精力到互助组里，这才让许多之前生活一直处于贫农水平的干部们真正“脱贫”，甚至有的——例如运输互助组的民兵队员丁小米——还靠互助生产致了富。
但是何见天与何望喜母女并不是靠互助生产“致富”的，她们甚至都没有加入互助组。尽管村里没有多少人在明面儿上提，却还是有不少人私底下议论，这对儿母女靠着她们在农会和民兵队的权力搜罗了不少好处。
农会为了方便村里的互助组一起劳动，专门定制了十个用来施粪肥的大桶作为会员们的公用农具。然而之后却发现有的互助组用的时候把桶沿儿磕了，或是用完之后图省事儿没有清理干净，这样妨碍到了其他人的使用。所以之后农会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借用粪肥桶的规则，要求借桶者必须要登记，并且要经过一个农会委员的检查才能借还等等。而这个监督会员来借桶的职责就交给了何见天。
因为这种粪肥桶是村里很稀缺的农具，一到该施肥的时候，各个互助组都会来借桶。为了能先用上桶，有的互助组负责借桶的人就动了歪心思，给监督的委员好处让她把桶先借给自己组。这种事儿在之前向个人借农具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所以并没有人觉得是什么不对的行为。后来就变成了只要借桶就得给监督的委员好处，给的好处多，借桶的次序就排得靠前，如果不给好处，就只能排在所有人后面，甚至到最后都借不到桶。
何见天在这个监督借桶岗位上得了好处，同时还参与着农会委员对村里地、富分子改造的监督。由于农会是主要领导农民翻身的，对于之前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农的监督也由农会负责。就像民兵队员要到村子周围巡逻时，农会委员们也要定期到那些从前的地主、富农家去检查，主要其实是看他们是不是真正自食其力了，或者是又雇了长工来剥削。
一开始，农会委员们都觉得这个监督地、富分子的工作实在是浪费时间，也没多少人愿意跟原先的那些地主、富农打交道。因此何见天承担了这个任务，倒是让别人都感到高兴。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单纯的监督工作却又变成了一份颇有油水的差事。
原来这是因为清算富农远不如清算地主那么彻底，很多富农虽然名义上是交公了所有剩余财产，实际上却多少还私藏了好些银元珠宝等等，为了防止民兵队员搜查，清算的时候都埋在地下，这样也查不出来。等到清算结束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挖出来重新买了牲口、农具，很快生活水平就比普通的中农高出一大截儿了。
这样一来，这些原富农单靠着租借牲口和农具也能赚来大量的粮食，趁机再度购入土地、继续雇了长工来种，跟解放之前没什么两样儿。这就使得雇长工的剥削形式再次在丘阳出现，而这也正是农会要制止的行为。
可是根据一些乡亲们的描述，何见天作为农会委员非但没有制止那些原富农的雇工行为，反而还以告发他们雇工为威胁，向这些富农索要好处。由于现在在丘阳，剥削已经成为了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罪行，这些雇了工的富农自然必须得听从何见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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