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它好，那是相当昧良心。这边的同胞们，亲切地称呼拉各斯为「拉个屎」。
枪声见怪不怪，武装直升机也不稀奇。抢劫勒索家常便饭，活人买卖随处可见。
贫民窟的女孩儿，芳龄十八。不要199，不要188，1.5万奈拉带回家（145块）。街上流浪的小孩儿，比国内流浪的小猫儿还多。
但不得不说，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其强悍的。就这破地儿，余远洲也能数出两三个好。
首先人际关系简单。
当地的黑人做事懒散，为人奸憨。但只有明枪，没有暗箭。人和人的关系很纯粹，感情也纯粹。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吊脸子。不开心的理由基本也就一个：钱。
简单，什么都简单。不像在国内，说话做事哪怕三思四思五六思，都会有人挑理。工作累，人情世故更累。
其次是生活节奏慢。
早上十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不下不行，晚了怕有人身危险。
早早地回到宿舍，又不能出门。网还不好，别说4g5g，3g都时断时续。更糟糕的是，有时候干脆连电都没。
没有自由。没有娱乐。没有朋友。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
余远洲只能把时间花在学习和思考上。
作为一个机械工程师，能考虑的事情其实有很多。曾经他的精力，也就够他在心里盘两圈生产流程，尽量不出岔子。而如今，他能进行长时间的，有深度的思考。
他早就意识到，重复出设计图是一种无用功。产品结构的潜力终归有限，重要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改善流程，提高设计效率。
真理是融会贯通的。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工作，哪怕是卖烤面筋，只要投入思考，精神上都会有巨大收获。
余远洲通过对工作的思考，明白了很多人生哲理。说句玄乎点的，他觉得自己要在这破地儿悟道了。
除了时间多，这里还有个好处——生活成本低。当然前提是别总上街，因为会被抢得「狗基罩子都不剩」。
另外也别买带牌子的东西。
拉各斯的物价很神奇，一带牌子就贵得吓人。别说什么奢侈品牌了，就可口可乐，都要1千奈拉一瓶（10块）。
但只要不带牌子，就便宜，海鲜尤其便宜。不过余远洲不敢吃，不衬非洲铁胃，怕拉到噶。
也因为这糟糕的生活环境，余远洲在健康上格外注意。早睡早起，坚持锻炼（在屋里）。吃饭都是从国人开的餐馆订，下班顺道过去拿。
饮用水喝进口瓶装的，多热的天也长袖长裤，睡觉前检查蚊帐里有没有蚊虫。不成想就这么注意，还是感染了疟疾。
一开始是低烧，以为是普通感冒，没太上心。请了假，吃点感冒药卧床休息。没想到烧了三天也不退，甚至急剧飙高。第三天下午还是37.5度，当晚升到39度，伴随剧烈的关节疼痛。尤其脚踝，像是有毒蛇咬。头疼得像是有人拿锥子扎，吐个不停，胃缩缩着反酸。
不到两个小时，人就变得极其虚弱。摔到洗手间的瓷砖地上爬不起来。
幸好他手机随身带着，昏厥前摁下了快捷拨号。
快捷拨号的号码，是他刚搬来的时候门上贴的。A3纸上大大的一串手机号码，下面写了「救急」两个字。
通常来讲，不该相信这种来路不明的纸条。但余远洲不仅信了，老老实实地把号码录了，还设成了紧急拨号。
一方面是纸上的汉语让他安心。毕竟在这么个破地方，政府警察都指望不上，还得同胞互相帮助。
另一方面就是直觉。他总觉得「救急」那两个字儿磕碜得眼熟，让他有安全感。
也多亏是这份信任和直觉，他才得以保住性命。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还不是公司指定的医院，而是当地一家白人开的医院，环境很整洁。
王好汉正坐在他旁边吃烤芭蕉，bia叽bia叽的，跟嘴里有快板儿似的。看到他醒了，从卫衣的插手袋里薅出一坨纸团：“垫bo点？”
余远洲虚弱地从枕头上别过脸，看他手里的东西。像是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蹭着灰，从纸团的空隙里露出一点芭蕉黄。
“给我瓶水。”余远洲哑着嗓子道。
王好汉弯腰在脚边的黑塑料袋子里鼓捣，半天才掏出一瓶原装水，拧开递给余远洲。
余远洲勉强撑起来喝了口，又躺了回去。把小臂盖在脑门儿上，长顺了口气：“你咋在这儿？”
“宿舍的脏掰掰（张伯伯）来电话儿，缩你得了疟疾。有人给你撂医院了，让我过来瞧瞧。”
余远洲听他bia叽嘴闹心，委婉地撵人：“我没事了，你回去休息吧。”
“得了您吧。”王好汉下嘴唇往外一翻，“还没四儿了。看看自己那指甲盖子，都靠儿shǎi儿（蓝紫色）了。你介再晚半天，得锯胳膊。以后买衣服都不用脑袖儿，一嘛大坎肩儿。”
余远洲以为他夸张了，无所谓地笑笑：“疟疾怎么会锯胳膊。”
王好汉看他不当回事儿，蹭一下把被子掀开，指着余远洲米色睡裤上晕的血尿。
“自个儿瞧瞧，尿里都带xie了还没四儿！人dai夫都缩了，你介是塞皮斯！”
余远洲看着自己裤裆上可乐渍似的脏，反应两秒才明白王好汉说的是sepsis（败血症）， 脸唰一下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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