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律师认为，我这种qíng况很可能会不了了之，要检察院提供一个司法结论很难，那样让市委政法委和检察院政治上没法下台。前面我找上级请求帮助做适当的工作安排，不是要求恢复原有的职务和工资待遇，思路是对的。如果北京方面坚持要有无罪的司法结论才能安排您工作，那就只好找有背景的领导出面给检察院施压，看能否让他们出一个《不起诉决定书》，事实上依据法律规定他们是必须出具这个法律文书的。
我有些担心地问：“如果我找检察院要一个结论，会不会激怒他们，再对我进行起诉呢？中国写在纸上的法律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法律一遇上政治往往就是废纸一张。我们不能不做最坏的考虑。”
刘律师慡朗地笑道：“我搞法律的，我相信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违背法律，尤其是临江这地方法制环境相对而言还是相当规范的。”
“你确定检察院不会再找我麻烦？”我追问道。
刘律师自信地说：“我肯定您已经没事了。想想看，如果他们真的抓住了您的任何把柄，能轻易放您出来？再想想看，您是什么时候被再次移送起诉的？”
我似有所悟：“我清楚地记得再次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时间是6月4日，正好是在我被刑拘整整两年之后。”
刘律师笑道：“这就对了。我以前跟您讲过，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不能超过两次；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即没有改变管辖的案件，审查起诉的最长时间为5个月。您是6月4日移送审查起诉的，11月3日是检察院对您做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最后期限。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过了期限而再找您麻烦，在临江这个法制环境相当规范的地方，办案人员是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
我听了刘律师的这个解释，坚定了找检察院讨一个说法的信心。后来我才知道，刘律师还是低估了办案人员的智慧，大大高估了中国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
我向刘律师表达了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出来了不能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跟坐牢没有区别。我相信自己的清白，不讨一个说法对不起自己，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家人。我不是找检察院要国家赔偿，故意给他们难堪，我只想拿一个结论恢复工作，相信他们是能够理解的。”
我们当场起糙了一个申诉书，要求检察院对我做出无罪的结论，并且清楚地表明要这个结论只是为了恢复工作，绝对不会据此提出国家赔偿和其他任何要求。
刘律师说：“我这段时间到北京从高层找领导出面向检察院施压，不便公开露面，到检察院我就不陪您去了。是否让我助手赔您一起去？他的身份到时怎么说？”
我不加思索地说：“我一个人去就行。谢谢您！”
然后，我们又具体商量了一些细节。说好由他联系秦道炯检察官，确定去检察院的时间。
刘律师最后顺便提到唐总答应聘他作为集团法律顾问，给他70万元律师咨询费的事，希望我找机会跟唐总说说。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跟胡荣华倒是真的提过此事，他说这事唐总会亲自处理好，叫我以后不用过问了。唐总现在对我这个样子，只有以后等机会再说了。”
刘律师开玩笑说：“唐总要是赖帐，这个钱以后我就找您要了。”
我笑了笑说：“只要我能出来工作，今后任职的企业又确实需要你提供法律服务，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176、找检察院讨结论
过了一个星期，刘律师那边没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打了电话过去，刘律师说，他联系过秦道炯两次，第一次秦道炯推托没有时间，第二次秦道炯gān脆明确拒绝了跟我见面。刘律师建议我直接去检察院，如果秦道炯不在或不愿接待，见到审查起诉处任何领导都一样。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被迫冒失地去检察院求见、申诉。
2003年12月15日，周一。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屈rǔ的日子。
那天我早早地就起chuáng，仔细想了各种细节，然后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检察院。
我到临江市检察院二分院时，正好是上班高峰时间。我考虑到机关人员一般都不会按时上班，就在附近转了一会。上班时间过了半小时后，我径直向传达室走去。
到了传达室内，我说：“我找审查起诉处秦道炯检察官。请问如何办手续？”
窗口接待的法警问：“你们事先约好没有？”
“是律师替我约的，电话中没有说定，说让我今天来看看。”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他确定一下。”
我如实相告：“我一直没打通他电话。”
法警立即警觉起来，严厉地盯着我bī问道：“你是什么人？找他什么事？”
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一边递过自己的身份证，一边冷静而不失尊严地说：“我是一名被人冤枉的案件当事人，秦道炯检察官是我的承办，我找他有些事qíng要谈。”
我刚刚说完，传达室内三位法警立即一齐严厉、警惕地向我盯了过来。
他们一齐警惕地象看怪物一样看着我。那天我空着双手，只拿着一封装有申诉书的小信封。我以友好的语气说：“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向秦检察官反映一些qíng况和个人想法。秦检察官若不在，起诉处任何领导都行。”
一位年纪较大的法警说：“你到门口等一会，我们联系一下。”
我知趣地走了出去，足足过了半小时，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忍不住再次走进传达室，问：“我能进去了吗？”
窗口接待我的法警jiāo还我的身份证，对我说：“他们都不在，办案去了。你出门往左拐，朝前走150米左右，有一个申控接待室，你把要求向那里的接待人员提出来。”
当时这位法警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我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申控接待室，客气地问：“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接待室？”
“出门左拐，到那里你自然就知道了！”这人没好气地说。
我抗议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你说什么态度，对你这种人我已经够客气了！”
我不想跟这种人计较，只得忍气呑声地走了出去。我还没走出门口，就听这人在背后嘲讽地说：“进去了一回还这么嚣张！”我停下脚步，回头狠狠地盯了他一眼。那位年纪较大的法警以和解的口吻对我说：“出门左拐，有一个申控接待室，你去那里找他们吧。”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挂着“临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诉控诉接待室”牌子的地方，进门是一个40平方米左右大厅，里面坐着两位手拿警棍的法警，高高的窗台后面有两位工作人员。
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位法警正是我被“双规”时看守我的人，当时他穿着便衣，一副乡下木讷的中年农民模样，现在穿着一身警服jīng神了许多。
我走近窗口，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找审查起诉处的人，门口不让我进去，让我来这里。”我边说边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那个小信封。
这里那位“双规”时看守过我的法警，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边，盯着我说：“这人是反贪局搞的。”
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副公事公办、正气凛然的样子，充满敌意地盯着我看了一眼，然后低头看我给他的申诉书，过了一会抬头说：“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要一个结论？”
我说：“是。”
“你的案子不是没有了结么？”
“我不知道。请问何时才能了结？”
“何时结案那是办案机关的事！”工作人员冷冷地说。
“那何时才能结论呢？”
“案子没了结，哪来的结论？！”这位工作人员越发不耐烦了，说完把申诉书和身份证扔还给我，生硬地训斥道：“你就老实呆在家里吧，到时自然会给你结论的。”
争论下去显然无济于事，而且只会自取其rǔ，我纵然一百个不甘心，心里把这帮狐假虎威的孙子祖宗八代骂了个遍，却只能无奈地拿了自己的身份证和申诉书，绝望地走出申控室，然后到附近挤了公jiāo车回家。
屈rǔ地到检察院走了一趟，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投诉无门！这是我过去高高在上时，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社会现实。
177、预感将再次失去自由
第五章 再被羁押
177、预感将再次失去自由
从检察院回家之后，我稍微平复了一下自己悲愤的心qíng，然后给刘律师打电话，简单介绍了去检察院碰了一鼻子灰的qíng况，并麻烦他继续跟秦道炯jiāo涉。
刘律师安慰我说：“基层公检法人员都这个素质，越是小鬼越难缠。”
我苦笑着说：“你也不用安慰我了，衙门如此作风，小鬼难缠只是表象，职位更高者或许脸面上不会表现得如此难看，但杀人不见血的心狠手辣更是可怕。这根本就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体制、制度出了问题。”
刘律师附和道：“您长期呆在体制内高层，看问题自然是一针见血。我会跟秦道炯联系的，有任何消息立马跟您联系。”
200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下午5点，刘律师打电话给我，要求跟我见面，说有急事相商，语气听上去有些焦急、慌乱的样子，并说他车子很快就到我楼下了，请我出来一趟。
我预感有些事qíng要发生，但尽量保持应有的从容镇定。下楼之后，就见刘律师从车子里探出身来，示意我上他的车子。
上车之时，我故作轻松地说：“我从来没见刘律师这么紧张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哩，什么事直说了吧。”
“半个小时前我接到秦道炯主动打来的电话，感觉很不对劲，放下电话就赶到您这里来了。”刘律师一反常态，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我保持着脸上的笑意，淡淡地说：“他说了什么？为何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说来听听。”
“秦道炯电话中问我最近跟你有联系没有，我说有呀，最近我们多次找他，请他帮忙出一个结论呢。他接着问，你在临江么？我说，在。他又问你最近都在gān什么？我说你一直赋闲在家，北京方面提出只有司法机关做一个结论，才能给你安排适当的工作。我反问他，为何他突然关心你了，是否可以帮忙出一个结论。他说，结论很快就会有了，让我们再耐心等几天。然后不等我开口说话，他用很奇怪的语气说：你跟程明达讲一下，最近不要离开临江，万一有事离开临江事先跟他说一声，不要做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事，让大家脸面上难看。说完就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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