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广场。歪在一棵柏树身上的一盏路灯，总是塞满了香烟屁股的张着大嘴的青蛙垃圾桶，尿骚味刺鼻的公厕。男厕女厕全归了男人用，男人，女人——看上去像女人的人，全在寻觅男人。
我忍不住提醒他：“3路，65路公交车站能到，走去好再来也不远，虽然说是广场，但是不大，不广，有个高高的小土堆，都是草，边上围了一圈砖头墙，矮矮的，可以坐着，我们都管那里叫敖包，《敖包相会》你听过吧？”
我哼了几句。范经理会唱整首，他还会唱什么《驼铃》，《梦驼铃》，这是两首不同的歌，还有闽南语的《舞女》，《雨夜花》。他一唱歌就很投入，太投入了，什么都打不断他。什么都无法打扰他。
我问男人：“邓丽君的《雨夜花》你听过吗？”
男人点头，他哼了几句，我点点头，我说：“范经理和我们去k歌唱过，后来我听到，s家里有邓丽君的唱片，我听到一个版本，一半是闽南话，一半是日语。”
男人问我：“小范还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好再来……”男人轻声说。
好再来对他来说似乎也是陌生的，也离他很远了，很久了。
他是阿丰吗？他多久没回融市了，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他当初为什么离开融市，他来斯里兰卡多久了，他为什么来这里？范经理跟着他去了内地，为什么没有跟着他来斯里兰卡？
我问他：“你为什么从融市离开？”
男人说：“你问得好直接。”
我说：“我们彼此都知根知底了，还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的？”
男人说：“是啊，我为什么走呢？”
我们快走出这条弄堂了，一辆三轮摩托慢慢吞吞地从我们边上开过去，司机朝我们挥手，说着taxi,taxi。我和男人都摇头。我说：“你问我，我去问谁？范经理吗？”
男人侧过脸，又看我，他又要踩进一个水塘了，我把他拉到我的另一边。他好瘦。很轻。要是把我今晚和他说过的话，追溯过的回忆全写出来，写在一张张纸上，它们说不定比他还要重。
我说：“我想回台湾。”
我问他：“你有什么想和s说的吗？”
男人低头看了会儿马路，手在裤子上拍了拍，动作机械，他和我说：“没有。”他说，“他还是s。”
我说：“他是你的小影，是家里人的陆影，老三，三哥，弟弟，但是对我来说，他就是s。”
我说：“可能我不是真的理解他，我没办法完全理解他，认可他，我有时候觉得他在骗我，他不爱我，他耍我，开我玩笑，随便吧，随便他。”
男人说：“这么痴情。”
我说：“不是痴情。”
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我说：“我说不出来。”
我只能打比方。我伸出手，右手在空气中扶着一颗虚幻的心，左手拿起一把虚幻的凿子，凿子凿心。我说：“我的心在他手里，他用凿子凿，一下一下的，我很难受，但是想到我的心在他手里，又没那么难受了，还有点开心。”
男人说：“爱人不能失去自我。”
我挑出一块卡在肉里的碎玻璃片，丢开了，说：“我要是能失去自我，我就不在这里了，我和你自我介绍，我就不会说，大家都叫我盒盒，盒子的盒。因为我经常搬家，每次搬家都只有一个盒子的东西。我会说，我是m，你知道的，就是那个m的意思。”
男人笑了，没接话。我们经过别人家的一个车库后，他说道：“我离开融市是因为一个男人来找我。我们在台湾就认识了，夜想花夜总会，他是那里的老板，他去英国读过书，你知道吗，夜总会，”男人的声音里满是笑意，“他在夜总会里搞什么爵士乐队，谁会去啊？去酒店不就是找小姐的吗，去夜总会不就是去跳舞，黑咕隆咚的，你摸我，我摸你，谁知道我在摸谁，我又和谁贴在一起，就是要找那种感觉。”
“你经常去夜总会？”
男人看我，笑着。我看他，也笑了，一点窘迫，一点释然，我说：“你看，熟了之后就会这样，不是吐苦水，吐秘密，交换秘密，是开始刺探秘密。”
男人说：“好可惜，回不到陌生人的状态了。”
我同意：“真可惜。”我说，“那个人家里一定很有钱。”
男人点头：“他家里做茶叶生意的，在福建，在斯里兰卡都有茶园。”
他说：“你知道吗，好的铁观音，喝起来像咖啡。”
男人继续说：“他和我说，和我走吧。”
“你就和他走了？”
“对啊。”
我点了根烟，我说：“我想s。”
我说：“他送我去机场，如果他问我，要不要留在台湾，我会点头。他不问我。”
他离开融市的时候，用一条微信消息和我道别。甚至不是语音。
我想s。
我拿出手机，想给s打电话，这才发现手机没电了，开不起来。我按了好一会儿，唉声叹气的，男人说：“给你找个地方充电吧。”
这时，我们走出了弄堂，来到荷兰城堡前的小广场了，这里有更多的三轮出租车，这里还有还在营业的咖啡馆，小酒吧，每家小店摆在门口的桌椅都坐满了游客打扮的各色人种。人们挥舞着手或者手里的旅游手册驱赶围着桌上蜡烛绕着圈子的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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