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变绿，车速加快，发现方应理再次瞥向后视镜，他跟着偏头看去。右后方跟过来一辆黑色现代，侧面贴着严严实实的防窥膜，从前面的挡风玻璃依稀能看出司机戴着一顶鸭舌帽，正是刚刚在盛明跟踪他们的人。
“狗皮膏药似的，还甩不掉了。”任喻啧一声，“昨天来撬我门锁的，和今天跟踪我们的应该都是廖修明的人。”
“我猜测，他目前应该只是好奇我们是不是在调查，又知道多少，暂时不会有其他过激举动。”方应理分析。毕竟他和任喻，一个是律师，一个算半个记者，廖修明还是有所忌惮，在没有探明虚实之前大约不会把场面闹得很难看。
“但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他有大问题。”
“最近你最好不要去医院，别把人引过去。”方应理叮嘱，“现在倒无所谓，反正是回家，我们的地址信息对廖修明来说几乎等于公开。如果他想看我们怎么谈恋爱的话，我没有意见。”
那点儿脱单的炫耀溢于言表，任喻撇撇嘴：“我吃亏了啊，你喊声喻哥，我再跟你谈。”
方应理意味深长地笑起来：“懂了。你喜欢玩以下犯上这套。”
“？”
“就是那种在床上扮演长辈，然后被晚辈压的那种。”
“方应理！”任喻脸皮薄，皮肤又白，这一下整张脸都是红的，搡他一下要他闭嘴。
“恋爱第一天就家暴吗，任记者。”
“其实准确来说我不是记者，是新闻线人。”任喻纠正，看出对方似乎在思考这个名词，又解释，“除了提供一些正常的爆料以外，还有些脏活，在边界摇摆的那种，正经记者是不愿意做的，就会给我们做。所以记者这个称呼太高尚了，不适合我。”
“听起来需要隐姓埋名，而且很辛苦。”
“最辛苦的倒不是工作本身，是内耗，我一直在学习一项技能，就是抽离感情，减少共情。”任喻说，“因为通过观察和交际，你会发现很多人的不同面，就像魔方，远看的时候你认为它是白色的，接近之后会发现，它既有黄色也有红色。你会很容易失望。”
方应理虽然对这个职业感到陌生，但仍然可以共情：“作为一个律师，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
“可能有共通之处。”任喻想了想，“比如说，三年前在日本，我跟踪了一个社会案件。有个女大学生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被当街刺杀，警察一开始公布的信息说，这个女孩在遇袭时浑身奢侈品，导致后来媒体报道的时候将案件定性为痴迷名牌的女大学生遭遇情杀，当时整个舆论都在攻击受害者不检点，可想而知，有些话说得很难听。”
“非常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方应理仿佛见惯不惯地评价，然后又问，“那凶手找到了吗？”
“其实凶案发生后，受害者的家人几乎立刻认定嫌疑人就是受害者的前男友，但杀人现场的目击和这位前男友的特征完全不同，所以警方只能暂时排除他的嫌疑。”任喻说，“我当时有个朋友就是日本警察，人还蛮不错的，我就跟他打探消息，可他让我别管这件事。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后来我在嫌疑人的店面盯梢了一个月，拍到一张他和另一个男人交谈的照片，而那个男人当天就出现在杀人现场。”
尽管在开车也不影响方应理脑子转得快：“是买凶杀人？”
“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前男友患有强烈的偏执症，简单说就是具有暴力倾向，他不仅跟踪过受害者，还散发过诽谤受害者私生活的传单，受害者分手未果，受到多次暴力对待，并且和家人一起报过三次警，可每一次都没能立案，得到警察的保护。”
“女孩的父母只能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晚上减少出门来保护自己的女儿。他们做了能够做的一切。但最后事发却是在光天化日下的街头。”
“可以想象女孩在死前有多绝望，而父母又是怎样的心情。”
“这是日本警方的渎职。”方应理神色微凛。
“对，并且将污水泼到受害者身上。”任喻说，“后来我将收集到的线索交给警方，我说你们不承认的话，我就自己找渠道曝光。也因为舆论的关注，他们后来很快抓捕了嫌犯，并且为渎职而公开道歉。”
“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去问那个警察朋友到底知不知情，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维护受害者。”
“他怎么说？”
“他说，前期警方只是公布推断的结果，而媒体对此大肆宣扬、歪曲事实，本身并不是警方的责任。至于之前接到报案而拒绝立案，也是因为没有造成实质伤害，更没有立案的法律依据，完全是合乎程序的。”
“面对一条人命，他谈论的却是冷冰冰的程序，在推卸责任，我认为这是一种精致利己。”任喻将车窗摁下一道缝隙，呼出一口气之后才继续说道，“当然，他可以有他的观点，只是我不再和他来往了。”
“受害者父亲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女儿死了三次，第一次死于凶手，第二次死于警方，第三次死于媒体。所以在这件事里，你会发现，明明代表正义的媒体和警方在做错误的事，而我认为非常不错的朋友，却在为他的立场而狡辩。”
“他们不再是一个个白色的平面，而是立体的魔方，有的面代表道德，有的面代表利益，有的面代表善，有的面代表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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