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再次坐起来：“姓唐的话语权这么大?”
“嗯。”索寻把下巴磕在他膝盖上，若有所思，“没见过哪个文学策划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更多的“意见”，唐老师认为剧本里这个日本外交官的设定不合适，历史上同时期也有一个中国驻维也纳的外交官，同样帮助了大量犹太人离开欧洲，所以最好改为中国外交官。索寻不同意修改，他不是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个人，但在这里设置日本外交官是为了给后面的情节铺垫——至少要让那个犹太年轻人对侵略者的“好感”来得有根据一些吧?只有前面建立起了这种好感，后面他信念的崩塌才来得更摧枯拉朽，他的绝望和自尽才讲得通吧?如果改成中国外交官施恩，那么这个人物的一切挣扎就讲不通了，他就应该完全向着中国人，甚至直接去参加抗日了，还自尽什么?
就为了这个点，他们来来回回地争执不休。尤总的态度变得非常奇怪，索寻看得出来，尤总其实是认可他的想法，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唐老师面前，尤总又开始和稀泥，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点，可以容后再议。但是这位唐老师一点儿没有给尤总面子的意思，第二天就带了一个在大学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过来，非要给他们讲，历史上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多是由中国外交官救助的，日本外交官不合理，要去掉。
索寻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他已经掰开揉碎地解释过这并不是一个基于史实的考量，而是一种创作上的需要。于是唐老师也不跟他客气了，直接说：“既然都是杜撰的，为什么非要是日本外交官?日本人是侵略者，小索你立场要搞搞清楚!不要犯这种错误!”
于是问题升了级，尤总和其他人拦都拦不住，索寻有理有据地讲他为什么这么设置情节，主角作为受到侵略的中国人，他的形象是极其正面、反抗也是极其正当的，所以在他身边要加入犹太年轻人这样的角色，一个外部视角，一个在历史的夹缝里因为相信人性、最后却又破灭的“证据”，才得以丰富人物，让主角的“正面”显得不那么空洞。唐老师也不甘示弱，说给几个日本军官一点人性的表现增加人物的立体度没问题，但现在这个日本外交官没有什么“立体”可言，他就是一个纯好人、善人……把一个日本人设置成这样，合理吗?不会伤害民族感情吗?于是话题就发散到了“到底怎么样算伤害民族感情”“电影到底是给什么样的观众看”“要不要迁就智识能力比较低的那一批观众”的话题上，几个主要出品方也都加入混战，有的人还是比较在意电影的质量，有的人呢则是考虑市场，认为唐老师讲得有道理，吵得乱乱哄哄，最后唐老师又回归到了“立场”这个话，给索寻扣了一顶天大的帽子，说他“没有站在人民和国家这一边”。
索寻也不怕这种话，直接问他：“那唐老师是觉得我们拍电影不是为了提醒大家警惕军国主义，而是煽动仇日是吗?”
话到这里已经十分危险，会上立刻有人喊了停，让大家都消消火。尤总到外面去抽烟，把索寻也叫过去，话说得非常隐晦，意思是让索寻在唐老师面前收敛一点。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带着政治任务的，有些事情，要心里有数。
安德烈不做仰卧起坐了，他屈膝坐在那里，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担忧，接着问索寻：“然后呢?”
索寻往后挪了一点，从他脚面上下来，跪坐在瑜伽垫上，突然说：“我不想拍这个电影了。”
安德烈点点头：“那就不拍。”
“但我会不会一直就这样了?”索寻苦笑一声，“一辈子自命清高，最后一事无成。”
这个机会还是焦老师给他推荐的，他要怎么去面对恩师呢?
安德烈没说话，索寻便问他：“是你的话，你会改吗?”
“会啊。”安德烈回答得毫不犹豫，“我都不会跟他们吵起来。”
索寻让他气笑了：“你……”
安德烈摁住他的手，安抚似的：“可你又不是我。”
索寻欲言又止，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把手从安德烈手掌里抽出来，去抠瑜伽垫上一个裂口，把它抠成一个洞。安德烈继续往下说：“大多数人工作、谋生，就是听别人的命令，然后执行就可以了。很少有人在工作里产生特别大的价值感，所以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去反抗。”
索寻抬头看着他：“你也没什么价值感?”
安德烈耸耸肩：“我就是个会动的道具而已。我可能去跟设计师说这个衣服太丑了我不要穿吗?”
索寻：“那你是劝我不要跟他们犟?”
安德烈还是摇头：“我是说，你跟大多数人做的事情不一样。你自己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索寻“哦”了一声，心里突然感觉松快了一点，朝他笑了。
“也不要说得那么……”索寻有点儿替他不平，“模特也是时装艺术的一部分嘛，你们不是也有台风的说法吗?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展现方式，也是在创作啊。”
安德烈也笑：“那都是一线超模才要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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