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也走到了他身边，掏出枪，拉开手枪保险，对准了他的太阳穴。
“你瞧，我们多年轻啊。”他抬头看了一眼我，目光便再也不离开相框了。
相框中的照片，二十岁出头的亨利一袭白衬衣，背着猎枪，脚踩马靴站在树荫下，在他的身边，是少女时期的南希，紫色的碎花长裙，黑色的玛丽珍皮鞋，长发垂落至胸际。两人望着镜头，笑着，落落大方、满怀幸福地笑着。
砰！
血液四溅，亨利笑着趴在了书桌上。
我拿起相框揣在了怀里，再拿起书桌上的牛皮纸袋，就此离开了别墅。
又是三根烟，我抽完了便驱车去广场，此时已经是日暮时分，看报纸的人一定会出现，我想也许今天可以跟他多讲点话。
“喏。”钟声敲响，夜色渐袭，我指着膝盖上的牛皮纸袋，说：“他们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这件事还没完呢。”
看报纸的人笑着道：“有些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爱你这回事。”
我笑了，心想肯定是因为夕阳，才叫脸颊如此发烫。
一个月后的某个雪天，我撑伞站在东德某处乡下的孤儿院大门前，一边抽烟一边等待着。半个小时后，雕花铁栅栏大门缓缓打开，一个七八岁，样貌清瘦的孩子抱着捆被子和行李从院内走了出来。我接过他手里的被子，朝他伸出手。
一阵犹疑后，他将冰凉的小手放在了我的手心。
我们各自都没有说话，他也不看我，我也不看他，一大一小，两个人只是定定地朝停车场的方向走。
“你饿不饿？”我先打破了沉默，将他的被子和行李放到了后备箱里。
他摇了摇头，却又点了点头。
我笑了，说：“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他苍白的小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爬上了我的车后座，我驱车带他去往了附近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起了热腾腾的意大利面。
他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他，以后他要叫我“施密尔叔叔。”
他点了点头，嘴角上沾满了蕃茄酱，我笑了，觉得他很可爱。在他用餐的空档，我去餐厅外的门廊下抽烟，其实在得知萨连科的死讯时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那时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从在薇罗奇卡的别墅中抱着孩子莫名其妙地流泪时的心有所感。我似乎很早就已经知道，我和这个流淌着他的血液、和我同名和他同姓的孩子还有个未来了。
我抽了两根烟，不知不觉间阿尔已经吃完，坐在凳子上乖乖地等我。他的模样很像他舅舅，麦浪般的金发，蓝眼睛，鹰钩鼻，两片薄薄的嘴唇。我朝他微笑，带他离开了餐厅，两个月后，我在阿尔高盘下了一间临街的店面，从市政厅拿到了经营许可，干起了老本行。
这是第三家琴声餐厅。
从诺伊老板，到塞斯老板，再到施密尔老板。
我其实早已记不清自己拥有过多少身份。
阿尔很沉默，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他的语言系统是俄语，于是我在想办法找一所有俄语教师的学校。而琴声餐厅却迟迟没能开始营业，因为厨师招聘总不尽人意。直到在1966年的春天，一名头发全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推开了餐厅们。
“弗兰克！”我惊讶地叫出声。
“我就知道是您，老板……”弗兰克老泪纵横，自从1956年我离开德累斯顿，已经过去了足足十年。
“你怎么……你怎么在阿尔高呢？”我激动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弗兰克抹着老泪，说当初我走后，史塔西把餐厅查封了，还要把他抓去，是萨连科少校救了他，把他安置在德累斯顿的乡下的某间餐厅里干活。这一干就是九年，但那家餐厅很不幸地在去年倒闭了，可弗兰克已经习惯了厨房的生活，于是在四处求业。前几天，他看到了我张贴在断桥上的招聘广告。
“叫‘琴声’，我就不信是巧合……”他哽咽地说。
“那么，弗兰克，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过去不一般，我不能保证以后百分百的安全…… ”
“唉，老板，何必说这种话呢？我老了，孤家寡人，得有个安身之处啊。”
我叹息一声，说：“只要你想，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可是，少校呢？”弗兰克四顾道，“他那时为你丢了魂儿，他找到你了吗？”
“找到了，不仅找到了，后来我们还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可不是少校，早就是一名中校了。”
“所以，他在哪儿？”
我抿了抿嘴，恬然地微笑道：“他，他就在这儿呢。”
门外，易北河在阳光下永恒不息地流淌着，闪闪发光，就像他的双眸。
弗兰克似乎意会，不再多问，总之，琴声开张了，生意越来越好。没人来打扰我们，史塔西、克格勃仿佛都不见了。也许这其中有当初萨连科的同僚们的做工，但我已经不在意了。
只是每当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会去易北河游泳。在入水的时刻，我总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就像初识时的亲吻，令苍老的心也会迸发新的激情。紧接着便是温馨而深刻的拥抱，绵长而令人回味。在平缓的水流中，周身被全然包裹，内心里溢满了平静，完整的快乐和欢愉随浪花而来，一阵一阵，到了那时，我会仰躺在水面上，看阿尔高上空金灿灿的艳阳和蓝得透明的天空，微笑着，随波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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