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寒冷，当地的哈勒米诺人仍然在进行着森林狩猎和破冰捕鱼的工作。对他们的模仿与融入，是我在启程之前就着手准备的事了。而不料，等真正到了考察地，棘手的麻烦还是会接踵而至。
预判天气，避免在毫无遮挡的室外遭遇暴风雪，是我们学会的第一个生存技能。但即便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没能完全摆脱寒冷带来的折磨。
蒋新明和许璐那两个孩子，一开始还会因为遭不住冷而抱团痛哭。可等天气冷到就连眼泪也是一种负担之后，便没人敢哭了。怪不得在俄国文学中，眼泪会比珍珠珍贵，就连悲伤都带着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壮丽。大抵是因为，他们真的哭不出来吧……
冻伤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事，我经常看着自己失去知觉的一部分躯体笑出声。躯体恢复知觉的过程很痛，比冻伤的那一刻还要痛，就好像手和脚原本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不过，也多亏这段痛苦的经历，我可以亲身体会到哈勒米诺人的物种观与人观，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将“身体”作为“中间状态”的信仰。
哈勒米诺人对身体和感官具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每一个猎人在狩猎时，都会最大程度地去调动自己的感官，尤其是嗅觉。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气味去判断猎物的种类、位置、性别和年龄。
正因于此，每当我去设想，如果灵魂当真不灭，那我来生还有没有机会遇见你的时候，都会感到特别欣慰。因为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可以在这偏远的科迪维耶成为现实——相隔万里的两个人，依然能够通过被夸张到可以凌驾在距离之上的嗅觉能力，捕捉到一丝佛手柑的香甜，去感知彼此的存在。
最近，我脑子里经常浮现出几句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我也常会去想，如果当初决定去西边的话，眼前的景色会不会更贴合书里描述的画面？
但住在贝加尔湖畔也没什么不好的。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好像不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它更像是对内在自我的一种探寻——我开始接受了先前学者提及的“视角主义”，它让我毫无负担地抛却了执念。而我曾经苦苦思索而未得其解的那些问题，也随之变得无关紧要了。
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现在会觉得，这世上的万事万物，与我有关，却又没那么有关。可惜的是，我现在的思考程度，还不太敢去定义这种含混的思想是否就是世人论及的“中庸”，但我能确认的是，这种肩负责任却又一身轻松的感觉，让我非常的自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关于信仰与存在的争辩。他们常说“万物皆有灵”是仅属于土著人的一种信仰，而我却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在来到西伯利亚后，我会不自禁地去与非人类的生物共情——仿佛我和森林里的雪、松树、麋鹿没有任何的不同，就如同在我的世界里，你和夜空中的月亮，以及泛着暖光的太阳没有任何不同一样。
从我读博开始，便觉得学术研究是一件失望伴随着希望的事。因为理想只是少数情况，我们费尽心思研究的事物，得到的结论往往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失望居多，希望占少。
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份悲观情绪太强了，就连我的学生竟然也都开始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态。但我不得不感叹一句，她们的觉悟真的比我高太多了。
院里面的老师都觉得我爱惯着学生，其实我只是嫌麻烦，有些事交给她们去做，还不如自己一口气做完算了。可有时候连学生也爱夸我，说我相信女性身上的力量。这份夸奖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为直到今时今日我才发现，我的这份“相信”远远不够，她们身上的乐观与坚强早已超越了我贫瘠的想象力。
起初，我还觉得带新明和许璐来这苦寒之地实在是难为她们俩了，而现在却变成了，项目缺少她们两个当中任何一个都不行。
项目一开始就是寸步难行的状态，初期的进展也并不顺利。老一辈的哈勒米诺人，有时连俄罗斯人都排斥，觉得非本族人身上天然缺乏民族归属的气味与标志。作为“外乡人”，我们贸然地闯入其中，少不了碰壁和抵触。
异国他乡，水土不服，忍饥挨饿……简直可以说是地狱难度的民族志调查了。
寒冷尚且可以克服，语言不通才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明明无数书籍和参考文献都在说，由于哈勒米诺人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经济的变动，母语已失去了主导的地位。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地使用哈勒米诺语的村民仍不在少数。尤其是当他们谈及重要话题时，使用的语言一定是哈勒米诺语。
英语不通，法语不通，俄语使用的范围又极小，沟通又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我们与哈勒米诺人之间。
项目没有进展的可能性，我和柴老师都毫无头绪。
可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正当我想着怎么去安慰那两个孩子时，她们竟然莫名其妙地傻乐了起来。寂静的木屋瞬间塞满了她们无忧无虑的笑声。
人类真的很有趣，埋藏在人类心中的希望又是另一番魅力。大家明明上一秒还在咬牙切齿地怨念冻伤带来的折磨，下一秒就乐呵呵地开始谈天论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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