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炮火蔓延至淞沪，政府军与日本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激战三个月，终因战局失利被迫撤退，11月中旬上海沦陷。
祝南疆因为住在法租界，对华东一带的时局不甚敏感。因此当平津开战，周围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还稀里糊涂地在公馆里坐着，计划过几日再请法师来家中做法驱驱邪祟。还是瞎子脑袋清醒，病一好就出门抢购粮食，囤积罐头。
过了几日工董局传出消息称上海可能开战，祝南疆这才紧张起来。开始东奔西走地打听情报。华区的中国人有的嗅到危机，纷纷拖家带口涌入租界，而租界内的有钱人则是想方设法找船南下避难。
那薛从淮是个机灵的，路子又广，早早就弄到船票把老婆孩子和丈人一家全部送去广州，自己则暂且留在上海善后，把大额钱款取出来存入英国银行，一切能够变现的资产全部出手换成金条。
祝南疆这些年靠薛从淮赚了不少钱，眼见摇钱树要离自己而去，非常真情实意地感到不舍：“说走就走？你那些房产和商店，卖不掉就打算扔在这儿吗？”
“情势所逼，要是孤家寡人赌赌运气也就罢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担不起风险。”
“有这么严重？日本人就算打过来也不至于进到租界，到时候看情况再走也不迟。”
“谁知道日本会不会对英法开战，等打起来再走就晚了。”
“那不可能！”
嘴上说着不可能，祝南疆心里其实并无主意，并且被周遭愈发紧张的气氛带得自己也有些不安起来。
不过他跟薛从淮不同，一来他从小生长在上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离开这块熟悉的地方不知道还能去哪里，二来他孤家寡人一个，真要逃的话也没那么多顾虑。
况且温长岭也还没走。
早在五年前，日本破坏文化机关以打击中国的意图就十分明显。江南印书馆已然遭受过一次毁灭性打击，这几年才刚刚恢复过来。如若上海失守，在华区的图书馆和印刷厂必然遭到彻底查封和破坏。因此当华北的枪声一响，温长岭和管理所领导就在临近的法租界租下临时仓库，将印刷厂的机器，原材料和图书馆的藏书向租界内转移。
调查班接到情报称日本特务已获知印书馆的行动，正采取措施暗中阻挠。工董局在这节骨眼上不敢跟日本人作对，命调查班静观其变，切勿插手此事。
祝南疆一面要防止特务对温长岭下手，一面又要向工董局隐瞒行踪，瞻前顾后地放不开手脚，几场暗斗下来印刷厂是顺利转移了，他自己也损失了不少人手。
这世道比起十年前已大为不同，祝南疆隐约感觉到凭自己现在的能力已经无法确保温长岭的安全，再加上薛从淮说日本有可能对英法开战，一番计较之后心中不安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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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挨到8月中旬，上海终究没能躲过炮火，激战三个月后政府军撤退，留下一片满目苍夷的土地。
情况比祝南疆想象的要好一些，日本占领上海后并没有向英法等国发难，华区以外的地方还算太平。
各路关卡全部封死，但凡有在租界有房产或者门路的人早已拖家带口前来避难，商会组织有志者搭建临时救济点，给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粮食和补贴。
薛从淮为处理手头的股票期货耽搁了时间，没能及时逃出去，这会儿便被堵在法租界新区的公寓里，大门一闭终止了一切活动。
用他的话说现在华区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像他这样平日里长袖善舞的活跃分子，一旦被盯上了撇又撇不干净，搞不好就被当成汉奸。
短暂的混乱过后租界区逐渐恢复了秩序，祝南疆以为危机已然过去，又试试探探地开始在华区露面。
早在五年前日本第一次炮袭上海之后江南印书馆就在香港建立了分厂。7月平津开战，馆长一边安排管理所等主要机构往租界区转移，一边把贵重机械和大半的职工派往香港。香港实际上成了印书馆的运营中心。而以编纂室为中心的少量人员依旧留在上海，从事战时教科书的编纂工作。租界内成立了临时办事处，温长岭任副处长，同时负责香港和上海之间的运输。
只要哥哥还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就是安全的。祝南疆觉得这样挺好，他跟温长岭之间的距离甚至比开战前还近了一些，既然如此就更没有理由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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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从手下探子口中得知日本军部已在华区成立了新政府，叫什么“上海市大道政府”，问主要官员都有谁，却是答不上来。
“三爷，我听说田东宝要当情报处处长。”
“谁？”
“田东宝，前些年在俞善锟手底下做事的那个。”
祝南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对方在说谁。
大约四五年前俞家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内斗，俞老爷子差点被亲信之人炸死在自家车中。事后虽然进行了大清洗，但俞家元气大伤，企业损失近乎一半。原本替俞善锟经营赌场的田东宝趁势脱离俞家自立山头，听说是去了南市区和日租界发展。
祝南疆本来就对田东宝不甚待见，除了不可避免地在宴会等场合相遇，平日里私交几乎为零。
说起来此人也算是个嗅觉灵敏的野心家，在租界区有好几处房产可供避难，怎么就自甘堕落做起了汉奸？做汉奸能有什么好前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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