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急着下班，班主任随随便便批评了几句，对跟我打架的那人说，明天早上让你父母来办公室找我。目光并未在我脸上停留，就急急忙忙地要轰我们出去。我质问她，为什么不找我的家长。班主任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她无言以对。
不问我也知道为什么。不论我闯下什么货，我的父母从没在学校出现过。我无视班主任的不知所措，一个字一个字地强调道，明天早上我爸也会来。
那个晚上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我爸没接。我给他的助理打电话，他像个复读机，一直强调容总在国外，很忙，回不来。我又给他的司机、各种我能联系到的经理、总经理、总监打电话，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对待我的请求。
第二天我爸没出现，我踹了把水果刀独自去了办公室。
和我打架那人的父母都来了，一左一右严丝合缝地裹着他们的儿子，目光机关枪似的射向我。我孤零零坐在他们对面，班主任站在我们之间。不用仔细看，我就知道对面的两位家长都是普通人，他们绝对没我爸有钱，也不拥有跟我爸相等的社会地位。
可他们仿佛持有核武器一样底气十足，尤其是那个母亲。她紧紧抓住她宝贝儿子的手，不顾对方的反抗，被挣脱了再强硬地攥回来。她指着我尖叫，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把我儿子弄成这样，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班主任为难地安抚她，语调毫无力量。
我突然的站立使得她们同时闭了嘴。我从口袋里掏出水果刀。那个母亲吓得搂住了她的儿子，吼道，你要干什么！我举起刀子，猛地戳向自己小臂上的石膏，没人敢上前阻拦我。把石膏凿开后我的动作没停，毫不手软地将刀子往小臂上扎。
这回不仅那个母亲，连班主任也开始尖叫。
我用一整条被自己扎烂的小臂，换来了我那个所谓在国外的父亲的身影。
在医院醒来后我一睁眼就看见了他，一开始视线模糊，我为自己的招数沾沾自喜。可画面清晰后，一盆凉水从头浇下，我爸沉默着，皱着眉，视线甚至都不在我眼睛里，而是我身上床单的某个位置。那一刻他意识到，他儿子不仅没长进还是个精神有问题的疯子。
然后楚悉就来了。胳膊每一次换药他都陪在我身边。于是我的记忆毫无逻辑地把楚悉与伤口愈合挂上钩，仿佛他是什么灵丹妙药。他出现的时间点很讨巧，当人故意全身心沉浸在痛苦里的时候，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会放大一百倍，被赋予一些不该归功于他的功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很不稳定，频繁地崩溃自残。楚悉在某次我发疯把手掌划破抹得满脸血之后跟我说，你这样很愚蠢，用伤害自己来逃避你逃不出去的圈。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每当我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楚悉都会用平铺直叙的语气阻止我，告诉我不能这么做。他那时候土死了，什么都不懂，普通话都说不好，所以才把话说得言简意赅，不多一个字。可是跟那么多说话说得好的人相反，他竟然是唯一愿意耐心地一再告诉我这个不长记性的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
我很自私，但也没自私到坏的地步。楚悉回国后没几天，我有了工作，得去上海参与策划一个展览。趁着这个机会，我从樊忆川家搬出来，并和他讲得清清楚楚，我永远不可能对他有意思。他是个圣人，可我不喜欢当圣徒。错了就是错了，我不要上帝来宽恕我。
第4章
到上海之后工作很忙，我的体力差，累了就会懒得去骚扰楚悉。人不都是这样吗，没事干的时候才会闲得去折磨自己，闲得去折腾爱情。所以青春期的时候傻事干尽，长到一定年纪总会消停，说是成熟，其实成熟的意思是太忙了。
也许是我出奇的安静令楚悉想起了我。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我打着哈欠看了眼表，已经晚上十点了，看来他也很忙。他肯定很忙，回来后不久就升了职，在我爸的总公司得到了个我也说不清是什么职位的职位，总之收获的回报值得他在非洲三年的付出。
我说我在上海。他停顿了几秒才开口，问我干什么去了。翻了个身，把手机压在耳朵底下，我蜷成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说，什么干什么去，工作，我也有工作好吗。
去多久了？他问。十几天，我说。怎么没跟我讲，楚悉说。我一边打哈欠一边说，你是我谁啊，我去哪还得先跟你报告？我听见他的笑声，像鼓槌一样在我耳朵里嘟嘟地弹着，很有催眠的作用。
朋友，楚悉说。我翻身朝天，摊成个大字，累到脑筋转不过来，一时没精神和他斗嘴。只说，嗯，我的朋友，my dear friend，我要困死了。
什么时候回来？他问。我说我不知道。然后我没再说话，他也保持沉默。就在我几乎忘了电话还没连接着，昏昏沉沉快睡过去时，又传来他的声音。睡吧，他说，晚安。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保持着一种间歇性的生涩又炙热的暧昧。一点都不成熟，一点都不像会发生在两个三十岁的人之间的事情。有我性格的原因，也有他的问题。
我从十七岁开始跟他做室友，大学又一起去了美国。没人问过楚悉想不想去美国，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国内最好大学的最好的专业，可我被我爸送出了国，他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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