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什么呀。”秦哥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他们那栋楼五层刚跳下去一个人，头朝下，死透了，没几个月又出现俩男人抱着往下跳，多吓人？小区房价跳水狂跌，没人敢买那儿的房子了。”
从酒吧门口出来，天已经彻底黑透，我蹲在台阶上望向嘈杂街道的尽头放空，想我的学生时代和那双熟悉的眼睛。
当我回忆到离食堂五分钟路程的校报亭时，我猛地想起自己对张沉的熟悉来自于哪里。
那时我总在学校报亭里买一本名叫《AZ》的摇滚杂志，那本杂志销量奇差，永远高高一摞堆在角落里。我清楚地记得某天晚饭时间自己溜去报亭买了新一期的《AZ》，那期是墨绿色布景纯白色标题，封面里是一个坐在地毯上的男人，他穿着t恤牛仔裤，怀里抱一个电吉他，眼神和今天酒吧照片墙里他的眼神如出一辙，好像有种奇怪而压抑的情绪，让人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那期杂志上最显眼的专栏标题是：专访支流吉他手/实验音乐人张沉
下面的小字是：在怀疑中实验人生
《AZ》因为销量太差前两年停了刊，张沉作封面的这期杂志已经和其他几十期被我妈论斤卖给收破烂的，再也找不到。想到这里，我有些怅然若失，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直起身望向天空。
我还在想张沉说的那句话，心里对它存有巨大的疑惑，人生可以实验吗？
张沉和程声这两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像阵疾风一样划过我的生活，很快我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二零一三年我在因特拉肯的小镇上遇到和sheng。
我到底该叫他们张沉程声还是和sheng？
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鉴于我是个习惯喊人中文名的人，还是叫他们张沉和程声吧，即使他们俩好像有点抵触自己原本的姓名。
遇到他们俩那天下了大雪，街上只有零散几个人，其中夹着一个小偷。
前一周我在组会上被老板骂得一文不值，一气之下拉着行李箱来因特拉肯看雪山，但我多少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前一天收拾东西时，我心虚地把一沓待看的论文塞进行李箱。
目的不纯的旅行果真没有好下场，第二天我就在镇上被偷了钱包，彻底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于是也顾不得形象，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赶紧趁着难得的好机会把这些日子看不懂的公式和老板的怒骂全哭出来。
也许是我的哭声过于嘹亮，没多久身后有人拍了拍我。我正哭得酣畅淋漓，一把甩开肩上的手，混乱之中脱口而出一句中文：“您谁啊？”
身后的人似乎没想到我是国人，停顿了一下继续拍我，同样拿中文答道：“我是人。”
我抹了把脸，发现手背上全是冰碴子，吓出一身汗，但我自尊心那条线设置得比较离奇，明明害怕却不好意思光明正大求助别人，于是吸溜着鼻子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句违心话：“您忙您自己的事去吧，我就想哭一会儿。”
身后的人说了句“好”，走了。
他连一句都不愿多劝，我深感人情薄凉，哭得更加大声，内心隐隐期盼他能回来再拉我一把。
没多久身后又来了一个男人，这人从脚步声听起来就比刚刚那个男人好相处，一路走来又蹦又跳，等蹦到我身后，使劲敲了敲我的肩膀，问我：“怎么蹲在路边哭？出什么事跟我说说呗，在外遇到国人能帮就帮。”
这人肯定和刚刚离开那男人是一伙的，不然怎么知道我是国人？我怕心口不一再把人赶走，这次马上回头用全力揪住他的袖子，一边打着哭嗝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第一次来这儿，钱包被人偷了，现在回不了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男人“啊”了一声，拍着胸脯跟我保证：“没事，先来我们这儿待一会儿，哥给你解决。”
他刚说完，另一个男人从远处走来我面前站定，朝我扬扬下巴，“跟我们回去吧，我们明天上午带你去这边的警察局，实在找不到钱包也别急，我们把你送回去。”
我抹着结成冰碴的眼泪抬头，在朦胧里看清了面前两个男人的样子。
个子矮些的那个男人见我鼻涕眼泪一脸狼狈样，笑着递给我一包纸巾，个子高些的男人亲昵地揽着他的肩，眼睛却在看我，好像在说：别不识抬举，赶紧跟我们来。
这眼神里的意思是我瞎猜的，他大概没这么想，因为带我回到他们的咖啡店后，他熟练地给我磨了一杯热拿铁，甚至在上面做了一个笑脸拉花。
眼神不好琢磨，但行动相当友好。
我捧着咖啡环绕这间咖啡店，发现有点音乐酒吧的意思，到处挂着各式乐器，角落里立着一个巨大的唱片柜，透明玻璃里上百张各国各式专辑。我顺时针看，正好看到结账柜台，这里布置得温馨，柜台上摆着一排娃娃，玻璃橱窗里并列几盒烤好的饼干蛋糕。那个活泼些的男人正靠在收拾咖啡杯的男人身后，双手亲昵地环着他的腰，丝毫不在意我这个陌生人在场。
我把喝到一半的咖啡杯放下，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
活泼些的男人抢答：“我叫sheng，他叫，你叫我sheng哥叫他哥就好。”
他的模样在二十八九三十出头间，但神态像小孩，“哥”这个字我始终叫不出口，但不一样，他看起来无论多少岁让人叫哥都不算违和，我自然而然喊了他一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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