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些插画，就算我的小说没能完成，它们也能独立存在，也能当众展出。人们会喜欢的。”我伸脸过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答应我，一定要画下去，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还没想过这个。”他平静地说，“并且我不一定要成名成家。”这是老实话，他从来没什么野心，将来也不会有。中国人就有句老话“3岁看到80”，意思是一个人即使从3岁长到80岁，也绝不会从骨子里改变自己某些东西，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早早地预见到制己老之将至时的生活图景了。
“不是出名不出名的问题，而是给自己心理一个稳固的支撑，一个可以欢乐走完一生的理由。”我坚持地说，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也是使你永久脱离毒品与幽闭生活的一股推力。”如果他有做大画家的愿望，他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曾在以前写过一句话：人生像一场慢性病，而给自己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去做就成了漫长的治疗的手段。
“所有问题的症结只是：永远不要自己骗自己。”他简单地说，目光犀利地盯了我一眼(他很少有这样的眼神，从戒毒所出来后，他身上某些细微的变化陆陆续续地显露出来)，仿佛我在用正义凛然的人生大道理自欺欺人，制造了一个香喷喷、甜丝丝的陷阱。
“好吧，你说得对，”我边说边往外走，“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
“CoCo。”他在身后叫住我，用纸巾抹着手上的湿颜料，神情紧张而愉快，“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在我的枕头边，我就感到了百分之百的快乐。”
见马克前我曾为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出门而踌躇，结果却发现出门幽会根本不需要借口。天天在马当娜家里玩“帝国反击”游戏，说要通宵打连击，我把电话挂了，穿上掐腰的透明长衫和黑色低腰裤，在颧骨上涂了银粉就出门了。
我在永福路复兴路十字交叉口看到了长手长脚的马克，他穿得整洁、芬芳，站在一盏路灯下，像刚从电影上走下来，从太平洋飘流过来。我的异国情人，有一双美得邪气的蓝眼睛，一个无与伦比的翘屁股，和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每次离开他，我就又会想应该去死的人是他。
当他从我身上跌下来，摇摇晃晃地抱起我，走进浴室，当他用粘着浴露的手伸进我的两腿间，细细地洗着他残留下来的精液和从阴道分泌出来的爱液，当他再次冲动着勃起，一把拎起我，放在他的小腹上，当我们在浴露的润滑下再次做爱，当我看到他在我分开的大腿下喘息，叫我的名字，当所有的汗所有的水所有的高潮同时向我们的身体袭来时，我就想这个德国人应该去死。
闭上眼睛，性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永远都只有一线一隔，我曾在小说《欲望手枪》里安排了女主人公的父亲在女儿与军官情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爱时达到高潮时死去，那篇小说给我带来男性仰慕者和媒体的恶意中伤。
我们拥抱亲吻，手拉手走进一扇铁门，穿过一个花园，在紫色绣球花的迷香中走进小小的录像放映厅。我远远地站在座位后面的墙角，看马克与他的金发朋友们用德语问好、交谈。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不时地朝我这边看过来，外国女人看自己同胞带来的中国情妇的眼光总是很微妙，有点像看一个入侵者，在华的洋女人选择情人或丈夫的范围远远小于洋男人，她们一般不喜欢中国男人，可无数中国女人又跟她们争洋男人。
跟马克在一起的某些时刻，我会有深深的羞耻感，我怕被别人当成与其他钓洋龟的中国女人一样，因为那样的女人都很贱，并不择手段只为了出国。为此我总是板着脸站在角落，对马克飘过来的脉脉含情之眼神报以怒视和冷瞥。很好笑。
马克走过来，对我说，电影结束后和女导演一起喝杯咖啡吧。
人太多，我们一直都站着看，我承认那些梦游似的冰川与火车的画面我都看不太懂。
但我想这个女导演是在尝试表现一种人类共有的生存恐惧感，无助感，她选择用了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形式，而且电影画面的色彩很迷人，在白与黑的强对比中又有紫色与蓝色的奇妙和谐，逛遍上海时装店也不会找到这种纯艺术的而又吸引人的色彩拼贴。我喜欢能拍出这样电影的导演。
电影结束时我见到了导演莎米尔，一个头发剃成男子般短穿黑色短裙的雅利安种女人，她有一双散发狂热的碧色眼睛，长而笔挺的腿。马克向她介绍了我，她用那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拘谨地伸出手，我却伸臂对她行了拥抱礼，她似乎有些意外，但很高兴。
就像马克事先对我说的那样，莎米尔是个地道的累斯嫔。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幽然情挑的有别于一般女性间交流的东西。
我们坐在Park97楼的雕花护栏边，在碎金闪烁的灯光和熏暖的壁画、氤氲的音乐气味中喝酒，Park的老板之一美籍华人Tony在楼下来回穿梭地应酬着，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匆匆做了个“你们好”的手势。
莎米尔咳嗽了一声，把我的红缎刺绣手袋拿过去，细细看了一会儿，对我微微一笑，说，“很可爱。”我点点头，对她微笑。“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你的电影。”
马克首先对莎米尔说。
“我也是。”我说，“但我被画面上的色彩迷住了，那些光线彼此对抗，但又彼此诱惑，很难在别的电影或街头时装店里看到这种色彩组合。”
她笑起来，“我没有想过时装店与我的电影的关系。”
“看完之后觉得像以前做过的梦，或者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也许是以前读CoCo小说时一瞬间产生的情绪，总而言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比如先把什么东西打碎了，然后重新拼凑起来，令人多愁善感。”
莎米尔做了个用手掩胸的姿势，“真的吗?”她说话的声音里有种奇怪的童音，举手投足忽而沉静如水，然后又会突然爆发，当她同意你的意见时就会伸手抓住你的手腕，用令人信服的口气强调说，“是的，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她经历丰富，去过北极洲拍片，爬上过一道冰冻凝固住的大瀑布，叫“哀泣之墙”，像凝滞住的眼泪变成的墙。目前她在德国最大的文化交流机构DAAD工作，负责影视图像这一领域，认识北京和上海所有的地下电影从事者和前卫新锐的电影人。每年这个机构都会举办交流活动，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艺术家赴德。有很多人喜欢她，而我对她的好感则直接地来自于刚看过的电影《飞行旅程》。
她问起我的小说，我说讲的都是发生在上海这个后殖民情调花园里的混乱而真实的故事。“有一篇译成德文的小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迭给你。”我情真意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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