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尉静静地看了他很久，才垂下目光，似乎听到了什么令人费解的东西，他得花上很长的时间去消化。雨仿佛永无止尽地下着，沉重地打在星条旗上。戴恩机械地抬起手，抹开快要淌进眼睛里的细小水流，“谢谢你，神父。”他最终说道，“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是的，也许我早就猜到了这个回答。卡梅隆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他忽然明白不对劲的是什么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什么东西似乎也死去了，和那个金发飞行员一起被埋葬在漆黑的泥土下面。牧师在墓地的篱笆门旁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棕色眼睛的年轻军官还站在那里，凝视着披上星条旗的木十字架，银灰色的雨幕模糊了这一切，卡梅隆眨眨眼，沿着泥泞的小路回礼拜堂里去了。
爱德华?卡梅隆记得很清楚，他最后见到戴恩·诺里斯的那天是1943年7月4日，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令人生厌的暴雨下了很久，连圣坛的基座都开始发霉。就在四天之后，神父被调派到海军舰船上服役，直到战争结束。
——
1943年8月，赫尔穆特·福斯特迈耶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即将加入大学橄榄球俱乐部。”他在给海因里希的信里说，“我很希望你能来看一场橄榄球联赛，我们很可能在淘汰赛里碰上纽约大学橄榄球队。”九月份开学之后，他又陆陆续续给哥哥写了几封信，告知新地址，顺便也对弗吉尼亚大学橄榄球俱乐部的教练评头论足。
他一直没有收到回信。1944年圣诞节，邮差送来了海因里希·福斯特迈耶的阵亡通知书。赫尔穆特独自在冰冷的前院里站了很久，客厅里的收音机播送着欢快的圣诞颂歌，母亲正在烤一个六磅重的巧克力大蛋糕。他冻僵的手指几乎抓不住那个薄薄的信封。
赫尔穆特默念了一句祷词。推开门，回到温暖的客厅里。
——
1945年5月8日，欧洲停火。
南安普顿空军基地的喇叭播放了丘吉尔在伦敦发表的演讲，几乎没有人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一种狂欢节般的气氛迅速横扫了这个小小的军事据点。这群疲惫肮脏的士兵们在停机坪上，在水泥营房里，在医院里，或者在销售日用品的小商店里欢呼起来，到处请人喝上一杯。
戴恩·诺里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礼拜堂里。从贴身的衣袋里抽出那封皱巴巴的信，母亲的字迹已经有些难以辨认。但他记得上面的每一个字。喜悦的声浪隐约从远处传来，他折起信，小心地放回衣袋里，起身到墓地里去，去向弗朗西斯·康奈尔道别。
他想，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全文完
第21章 番外篇
Under the Stars and Stripes
我是在大二下学期才留意到那位教授的。
他算不上受欢迎，但至少每年都有足够的学生报他的选修课，让它不至于凄惨地停开。那门课的名字是比较政治学，或者只是政治学，又或者是国际关系，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对公共空间研究或者批判视角下的反犹主义什么的不太感兴趣。当时之所以去听诺里斯教授的课，纯粹是因为米娅也在那里，米娅?菲茨杰拉德，一个金发甜小妞，我总是坐在她后面，盯着她雪白的后颈发呆，直到有一天诺里斯教授生生把我从冥想里扯了出来。好吧，那算不上什么“冥想”，我只是在想象自己亲吻米娅的金发和光滑的脖子。
“帕特里克·赫登!”教授大声念出这个名字，“赫登先生是哪位?”
我笨拙地站起来，迟钝得就像在冰箱里摆了一个礼拜的火鸡，还差点碰翻了墨水瓶。米娅好奇地转过头来打量我，我在她的目光下涨红了脸。诺里斯教授把文件夹放到一边，温和地发问，“关于我们上节课末尾留下的关于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解吗，赫登先生?你应该已经稍微翻过过我上周推荐的几本必读书了。”
我不记得我到底给出了一个怎么样的糟糕答案。我只知道最后所有人哄堂大笑，包括米娅。我根本没有看过那本书，一页也没有。更不知道谁是阿伦特。一片混乱，一片可恶的、该死的混乱。我终于坐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脸像是着了火，烧得生疼。我盯着球鞋之间的地板看，并且在那节可悲的概论课余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一把抓起背包，飞快地从后门逃出了课室。第二天我鼓足勇气找到米娅，向她借了笔记本和诺里斯教授在第一节 课就开出来的书单，赶在星期四之前匆匆浏览了一遍，希望能好好表现一下。但教授整堂课没再看我一眼，只是忙着讲解古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建构。下课的时候我夹在一大群吵吵嚷嚷的学生里往门口挤去，但那个棕色头发的政治学教授叫住了我，让我下周二到办公室去找他。周围的人们纷纷幸灾乐祸地交换着眼神，多半是认为我这门课要不合格了——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五天之后，当我忐忑着在他的办公室外徘徊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要怎么说服他改判缓刑。我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句清楚的“请进”。
“下午好，诺里斯教授。”我谨慎地说，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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