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参加社团，也就是想找个由头出去玩，不然没有登记的学生只能在教室上自习——事实上，学霸们的确是这么做的。所以方便划水的社团人气比较高，比如围棋、羽毛球、乒乓球这种，想起来就认真一把，没兴致就偷偷窝旁边玩手机，也是很爽的。合唱团在所有的选项里，算一个非常冷门的去处，要不是记得音乐课提过，我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从小就被家里认定在唱歌方面有天赋：在还不会主动开口叫爸爸妈妈之前，我就已经能跟着收音机哼小调了。
那个年代，彩色电视还没普及，家里有台黑白电视已经算大户。我家最开始也没有电视，只有靠收音机娱乐一下。在我爸妈眼里，收音机其实是第二娱乐工具，我们家第一娱乐工具是跟着收音机引吭高歌的我——后面这项传统被延续了下来，每年的拜年环节，我的固定节目就是给叔叔阿姨婆婆爷爷唱歌，简称人形点歌机，
所以我家的碟盒里塞满了《经典流传一百首》《军歌精选》《红色斗争的史诗》之类的光盘，以备不时之需。
幸好我在学校和同龄人待了几年后，发现自己的曲库实在是有些落伍，于是坚决退出小区歌坛，不然我一个大好少年，年纪轻轻就要拥有晨练大爷一般的听歌品味。
一般人加入社团都靠兴趣，我亦然，喜欢运动的当然就去运动，喜欢开动脑筋的有他开动脑筋的去处，我既然小时候爱好唱歌，去参加合唱团陶冶情操，也很理所当然。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处于非常叛逆的青春阶段，说白了就是不喜欢和人扎堆，觉得人多的社团非常庸俗，不足以彰显我的品位，而加入这样一个冷门的社团，在某种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我的中二之情。
于是我怀着这样复杂隐秘的心情，混在高一的队伍里，谁也没说，自己偷偷去参加了合唱团的考核。
*
那届的指导老师是男老师，低一届的音乐老师，叫柯苏。他长得很普通，三十多岁，带着黑框眼镜，瘦高个，但是一眼看上去就像艺术系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很明显。
他令我突然想起我家小区以前住过的一个舞蹈老师。她年轻漂亮，一头蓬松卷发，夏天穿繁复的裙子，连走路都格外挺拔，浑身透着一股与其他姐姐截然不同的气质，在我的印象里说是鹤立鸡群也不为过。
人都是渴望美好事物的，而年幼时候这种趋好更加直接，我心里很喜欢她，出去散步遇见了都要巴巴地追着她走，把我妈气得够呛，天天吓唬我，说要把我送到她家去，我表面说着“世上只有妈妈好”，实际上心里非常渴望这种惩罚。
更让我愉快的是，漂亮老师也喜欢逗我，还带我去她家玩过，她家总有很多进口零食可以吃，简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
但我小时候很敏感，觉得她好像过得不太开心，总是会提前准备几个脑筋急转弯，通过一问一答来逗她开心。
后面不知怎么，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还是听楼下阿姨们聊天八卦才知道，她离过婚，有精神疾病，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受刺激就会发病，好像是某次发病之后被小区邻居投诉，匆匆搬走了。
从那以后，在我心里，这种艺术气息总带一点忧郁色彩。连带着看这位音乐老师，也有一种忧郁的感觉，我将这个认定为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后遗症。
柯老师开口叫我名字：“江江。”
我站过去，他很温和地点头，“你好，选你熟悉的歌曲，唱一段吧。”
当时大教室里大约有十多个人在排队，因为经验丰富，我并不怯场，清唱了一段。
柯老师的反应也在我意料之中，他露出惊喜的神色，考虑到别人，很克制，并没有直接夸我，而是笑着说：“你的咬字很标准，现在很少人这么唱歌。”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以前的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稳和准，在那个没有歌词显示的年代，光靠听就能很大程度猜出来唱的是什么，别说平翘舌，就连前鼻音后鼻音都是唱得清清楚楚的。我还找到过我爸的歌词本，一笔一划，记录着当时流行的歌词。不过后面港台音乐流行起来，咬字好像不再成为一个衡量标准了，太认真反而显得有点土，各具特色的咬字腔调也成了个人特色，甚至含糊不清也显得很酷。我倒是想酷一点，可是以前跟着老歌唱，土惯了，没法改。
我并不知道还有人特别在意这个，看来他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
考核当然是过了，那次录了八个人，四男四女。柯老师专门把我和其中一个男生叫了出去谈话，因为这批考核的学生里，就我们两个是高二的。
过了暑假，我们就会变成高三的学生，他怕耽误我们学习，特别来问我们有没有考虑清楚。
所以我记住那个男生的名字了，他叫何颂鸣。
他唱歌一点儿感情也没有，跟朗诵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柯老师会让他通过。连他也通过了，岂不是显得我也很没有技术含量，我心里是有点不满的。
这个平平无奇的何颂鸣说不影响学习。
我也回答说不影响，既然选择参加社团就是想要做点儿学习之外的事情放松一下，毕竟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有谁是会学习到连一点儿休闲时间都没有的？现在已经不是头悬梁锥刺股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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