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程序需要时间，见一时僵住了，沈思卓就问顾苒，既然东西一时没有定论，能不能从来源上想想办法？毕竟古玩行里一直有捡漏一说。有时候别说买家，就是卖家，都连藏品的真实价值也说不清，道不明。
沈思卓觉得，自己只是了解情况，也不算过界。他就问顾苒，这件宣德炉，他舅舅究竟是怎么得到的？
就顾苒的年纪，家里有些大事，其实也不一定什么都跟他说。
顾苒就专门去问了一下母亲才知道。
近几年他舅舅受母亲的影响，也喜欢上了收藏，但因为公务员收入不高，也只是小打小闹的买一些制作比较精美的仿品。
然而，这件宣德炉，却是他的一个老朋友送给他的。他这位老朋友明确的告知他，这件香炉就是现代仿品，不值什么钱。
能让博物馆里的专家都做难的东西，顾苒的舅舅当然认不出来。他们当时喝了酒一时高兴，他就把这件香炉带回家了。
可比较麻烦的是，他舅舅这位老朋友，恰好就是一位房地产承包商。
顾苒的舅舅作为房管部门的官员，警方当然会合理推测，这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顾苒舅舅事后回忆了整个过程，反思就觉得，像是设局做套陷害他。
但是警方认为，如果这件香炉是真品，价值几千万，用这个数目去陷害一位区级官员，不是非常合情理。
这就等于绕了一圈，又转回来了。顾苒的舅舅想要脱身，唯一的途径，就还是证明这件宣德炉的确是现代仿品。
但是，沈思卓觉得，这已经不太可能了。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实物，可几位专家都不敢一锤定音，说是现代仿品，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
一连过了好几天，李警官的手续才走下来。
作为一种难得的学习机会，两位老专家鉴定实物的时候，马教授就特意把他也带上了。
宣德炉极负盛名，是因为明清铜器开始使用黄铜，而不同于前代的青铜。由明宣德年始，宣德炉由此得名，并享誉世界。
宣德帝朱瞻基感宫中礼器粗劣，就令“御用监”重制， 包括香炉、方鼎、花瓶等。
明人吕震在《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宣德三年，暹罗国王进贡，风磨铜数万斤。”
风磨铜是种铜合金，宣德炉即是用锌铜合金配制、熔炼、铸造的铜器。
宣德帝对这批礼器极为看重。反复设计、绘制，做成炉谱后，由技师讲出每个炉型的典故出处后，又多次筛选修改，由吕震或原工部官员吴邦佐交皇帝审核，通过后方可铸造。
铜炉铸成后，底款篆刻宣德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宣德年”、“宣德”等集中。
宣德炉的铸造数量，有两种说法相对主流：一说五千多件，另一说则为一万八千多件。
宣德四年后，因进贡的风磨铜、白水铅（锌）用罄，便再未铸造。所以，真正的宣德炉仅于宣德三年（1428年）铸造，但因水准太高，极为精美，宣德五年后，就已经有仿品出现了。
因此，真正的宣德三年宫铸的香炉存世量极少，但也不是没有。难道，这一个真的是大明宣德炉？！
只是，天启六年（1626年）项元汴所著的《宣炉博论》已记载：“真者十一，赝者十九。”
几个人按照约定，准时来到了经侦大队。
魏季铭和王同光戴上老花镜，反复看了许久。
王同光摘下老花镜道：“此炉为典型明代形制，冲天耳炉。耳扁微撇，内壁薄而收敛，腹部圆润，三足微收。炉型典雅，宽厚稳重，宝相森严。墨漆古色，如晕染其上，漆浓深入，古韵浩荡，贵气显扬，略抚即亮，稍温即润。”
魏季铭点头道：“此炉的颜色，确实乃是盘抚多年养炼而成，为历代求色者所珍。数百年包浆天然而成，亦为好古者最喜之皮色，再假以时日缓盘轻抚，必出百年幻化之皮色。
底款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乃刀刻出，笔意苍劲，初看不计工拙，似是随意，实则森然正气，字体秀雅，亦有魏碑风骨，中宫内敛，张力鼓荡，是典型明代款式。
铜质金黄红赤，细密银亮，比之清代铜炉用铜精炼许多，细细审视，确为明代铜质，精细坠手，叩之声音清脆悠扬，炉壁细密厚实，虽薄而压手，当为上好精铜所铸，确为匠心独具。”
李警官问道：“二位大师，那这香炉估价能到多少？”
魏季铭沉吟道：“若真是宣德三年所制大明宣德炉，那估价应在4000万以上.”
王同光却接道：“可要是仿款，即使是同时期的，价格差别也极大，在七、八万到一百万之间。”
沈思卓在边上听着，只觉惊心动魄，这价差上千倍，定罪量刑，也是千差万别啊！
宣德炉遭遇明末李自成收集、熔炼、铸造“金饼”，和抗战时期，日军收缴北京铜铁器铸造弹/药两次浩劫，再经岁月流转，现在存世量自然更加稀少。
所以，李警官请来的专家鉴定团的几位大师，看法也不一。有说确为宣德三年所制正品宣德炉的，也有认为是宣德五年之后明末后仿的。
听几位大师争执不下，沈思卓忍不住走过来看着这只香炉。
沈思卓看了许久，也觉制造精美，实在是叫人爱不释手。他想侧过光去，再看看内壁的厚度和质感，忽然发现，这只香炉内壁上，内侧有一小块地方，颜色、质感，好像与周围有些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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