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要是跟庄晏打起来，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庄晏，毕竟人家庄晏是请了专门的格斗老师教格斗。
听到这话庄晏反而沉默了。“为什么打架？”他问。
盛时侧过头看他，眼睛在路灯的映照下温柔如海。“我跟你说我父母早就去世了，对吧？”
“有人欺负你是孤儿？”庄晏皱眉。
“那倒也没有。那会儿我都十四五了。我呢，是厂矿子弟，那时候矿上已经衰落了，破破烂烂的，家家户户都发不出工资那种。学校好老师也走得差不多了，大家每天没事干就在街上晃，为了什么仨瓜俩枣的事都能打起来，打架就是家常便饭。”
矿区红火的时候，城里的姑娘都想嫁到矿上，因为能给分套房子。然而随着开采枯竭，地下空心化，当年让矿上职工自豪的“单位房”也渐渐布满裂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有钱的渐渐搬到市里，穷人就困死在矿区，房子实在没法住了，还有卷着铺盖，蜗居在工棚里的，工棚年久失修，哪天外头下大雨，棚里就得下小雨。
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破破烂烂。昔日拉矿石的大车将路面压得坑坑洼洼，顾不上修，光景好时，那是矿区产能的勋章，光景不好时，一个个坑就成了残破绝望的疮口。
那种破败窒息，那种逐渐腐烂、死去的感觉，贯穿了少年整个青春期。
“国有矿不行，很多人就去了私矿，工资给的高，就是安全没保障。你都不知道那会儿私矿跟大矿工资差别有多大——私矿每天下了工，能去公共浴室洗个澡，大矿上来就只能拿毛巾擦一擦。我父亲就在私矿，当安全员的。后来私矿发生事故，他就没了。”盛时简短地说。“老板为了少赔偿，不承认是安全设施有问题，坚持说是安全员操作失当，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
八天八夜在坍塌的矿井周围等待、呼救、大哭、无措，拉上来砸得变了形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办丧事、谈赔偿，汹汹而来要追究安全员责任的老板和打手……
“当时那事搞得挺大的，就把记者给招来了。调查了快一个月，才证实了的确是私矿安全设施有问题，不是我父亲的错。”
“所以这就是你后来选择干新闻的理由吗？”庄晏问。
“不。”盛时顿了顿，表情有些复杂。“当时我母亲有尘肺病——她之前在石棉厂轧棉，石棉肺，你知道吧？得这个病，既痛苦又没得治，我爸刚没了，她不忍心抛下我一个人，就接受了私矿老板的条件——30万，她带我出去躲了几天，我爸手里的关键性的材料，没给那个记者，最后这个报道没发。”
庄晏沉默不语。
“不过这也没给她续命多久，一年以后，她还是死了。”盛时微微垂眼，“治病的钱都没来得及花完，还有十多万。死之前她跟我说，她对不起我爸，也对不起那个记者。”
“那年我才15，半大小子手里有十多万……你想吧。那会儿我成绩很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在矿区一天都待不下去，我都打算好了，中考完就报个外地职高，上几年就出去打工。”
“后来是我班主任说动了我。老头特别凶，整个学校的人都怕他。考前天天把我关在办公室复习，堵着门，硬是逼我填了市里最好的高中才放我出去吃饭。”
说到这儿盛时忍不住笑了一下，“后来我去市里念书，每周末回矿上，就去老师家住两天——他是当年支援老三线去我们那儿的，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没老婆，就有一墙的书。高中时我比较孤僻，周末回矿上我就躲在他家里看书。老头爱喝酒，我那会儿才读高中，每次回去他就招呼我整两盅了。”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那儿肯德基开得很晚吧？高一期中考试时我考了年级第一，不知道谁跟他说了，那都不是周末，工作日他跑到我们学校，让人把我叫出来，塞给我一盒蛋挞。”
严厉而温情的老师，优异的成绩，满室的书香，筑成了少年最后的精神堡垒。
盛时的声音很好听，清清冷冷的，总透着一丝似有若无的伤感，字字句句灌在庄晏耳朵里，疼得他一颗心被搓揉出血来。他谨慎地不敢多说话，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不知今晚究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竟然能让盛时说出这么多话来。
“老师现在退休了么？”庄晏问。
“他去世了。我大学毕业那年。”盛时回答道，“不知是环境污染还是什么问题，我们那儿的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一些翻译、写稿挣钱了，之前跟他开玩笑，说等我有钱天天给他买茅台五粮液，接到医院的电话，我赶紧托人买了一瓶茅台坐飞机赶回去看他，老头很高兴，说他没有遗憾了。”
“那个记者，你还记得他是谁吗？”庄晏不死心，又问。
盛时摇摇头，“早不记得了。那会儿我还小，人家采访也不采访我，一直是跟我妈联系。工作后我查了很久，可那不是他报道没出来么，自然也就查不到是谁。”
地转偏向力推动河流走向，导致河岸南岸冲刷，北岸堆积，古人谓之沧海桑田，今人称其运动轨迹。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往往由无数个微小的瞬间合力组成，以至于很多年后回望，发现其实并没有哪个点，是非常明确改变你人生轨迹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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