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子是他的小跟班，给他当助理。他对他的亲戚和生意场上的朋友都很好，也很慷慨，他们都夸他心善，说他除了没给家里传宗接代之外，简直没有任何缺点。他也因此极其重视那个唯一的侄子。
但她知道爸爸很古怪。他在外面是一副面孔，回家来又是另一副面孔。
对于爸爸的行为，她小时候不太懂为什么。后来有了网络和手机，她学到新的词，叫洁癖和强迫症，还有一个词是精神疾病，她才懵懵懂懂地理解。他不允许家里有一点灰尘，头发丝都不行。有一次她用指甲刀剪指甲，往垃圾桶里扔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床上一点，他就发了一个晚上的火，她和姐姐都没办法睡觉。还有一次，她在外面捡到一枝别人花束里不要了的花，白色的，是她很喜欢的那种花，忍不住带回家偷偷藏在墙角，结果被他看到了，他大发雷霆，让她爬着擦地擦了整整一天。姐姐从外面回到家，他就说她身上有野男人留下的味道，要她站在门口脱得一丝不挂，把衣服全都扔进洗衣机消毒。家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她们的手每天都洗得发白。一旦他发现姐姐试图在外面找正经的工作，就一定会去搅黄，并骂她不要脸，拿着他给的钱还去外面要饭，把她从外面拿回来的任何东西都扔到垃圾站去。
她一度以为那才是生活的常态，直到她渐渐读书、升学，她发现在爸爸看不到的地方，她可以想怎么随意就怎么随意，衣服可以弄脏，头发可以油，脸都可以不洗。后来她住校了，偷偷地适应着别的女孩的生活，听她们交流用什么香皂，听她们说冬天不要用冷水洗脸，要用暖瓶里的热水兑温了再洗，看她们私下里抱怨因为烫了头发被严老师当场剪短，脖子里整天都是扎人的头发楂儿洗都洗不掉，这才慢慢地找回一点正常生活的尺度。
而姐姐也变了，她开始发现姐姐有时早上出门，晚上回来换了衣服和包，是她没见过的，身上的味道也很陌生。以前只要她在家，姐姐从来不在外面过夜；但她住校后，发现姐姐时常夜不归宿。
“姐，你是不是要走了？”她有一次偷偷地问。本来她想问：“你是不是要嫁人了？”但“嫁人”这两个字从嘴里说出来，不知为何就生硬而别扭。还是“走了”听起来比较舒服。
姐姐没有想瞒她，就告诉她，自己在外面认识了一个男人。
“你不会是喜欢他吧？”她立刻惊恐地问。
这是姐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让她记在脑子里、刻在骨子里的事。如果有一个人说“喜欢”你，那他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千万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蒙骗，你要警惕他、远离他。如果他再靠近你，你就跟他拼命，然后跑，跑得越远越好。
后来每一个阳光明媚微风习习的午后，当她和贺尧坐在操场看台后面，研读那些早恋的小情侣们写下来的一条条表白心语时，两个人还很认真地讨论过这个话题。毕竟，贺尧不懂得什么是喜欢，而她懂得的喜欢，可能又不是别人所认为的喜欢。
“他们说，只有互相喜欢的人才来这里说悄悄话。”她歪着头，用袖口一点一点擦掉一颗用红粉笔画的心，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抠出一个粉笔头，歪歪扭扭地画上一株小花。她喜欢这种花，茎很长，花瓣是不规则的形状，但不是野花，路边见不到。
“好像是。”贺尧点头。
“太奇怪了。”她困惑地皱着眉头，“那我们是什么呢？你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
两个人觉得颇有趣味，也想不出个答案。
余多退学后，贺尧也不想再去操场看台了。
他觉得他哪里都去不了了。
即使走出那个唯一能给他带来些许安全感的房间，周围充斥的还是他妈无孔不入的声音。或许是看出了他状态不好，他妈已经不再敢对他发火了。她压着嗓子，努力心平气和地、循循善诱地让他走好每一步路，走向她期望的光明灿烂的未来。但她看不到，他已经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摇摇欲坠。
老房子已经开始陆续拆除了，虽然还没有拆到许珍贵家那栋楼，但小区其他的旧楼已经动工。许珍贵怕余多还会去，特意去找了一次，发现她果然还在那里。作为同样拥有过秘密基地的人，许珍贵非常能够理解余多，但她过于善良的天性阻碍了她对不曾见过的复杂人性的想象，她实在不能设身处地明白为什么余多宁可在外面流浪也不愿意回家。
余多也不愿意跟她解释，简单地说：“因为我被我爸打了，我就不愿意回家，很难理解吗？”
许珍贵看到她头上有伤，点点头，便不再问了。
得知余多退学之后，她爸并没有发火，说不想念了就出去找点事情做也行，不要像她姐一样找外面的野男人养。
余多心里还有点庆幸，但没庆幸几天，严老师就上门了。
她没想到她都退学了严老师还不放过她，并且直接按地址找上门来。当时她姐还没回来，她爸听说是老师，立刻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地请老师进门。他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挺括，穿着利索，一副慈祥认真的好爸爸模样。严老师看到余多爸爸这样谦逊有礼，本来上门兴师问罪的气焰也收敛了些。
“那我就不客气直说了。虽然你退学了，但是有些事，我还是要当着你和你家长的面来讲清楚。”严老师拎着一个袋子，往茶几上一摔。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租的碟片、杂书、打火机、游戏点卡、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包装盒、画着凌乱字画的草稿本，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