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采取了家人都骂她没脑子但她自觉有脑子的措施，她提了离婚，换来的是她断了两根肋骨住进医院，并因此失去了工作。他耍酒疯把儿子打伤，醒来之后痛心疾首说要带儿子去医院，但是彻夜未归，她精神崩溃，挨家挨户敲门求邻居们帮她找孩子。结果他带孩子从爷爷奶奶家回来，勃然大怒，说她不知廉耻，扯着她的头发把她从邻居门口拖回家，整条街都听得到他的破口大骂和她的痛哭惨叫。
结婚十年，她死去过无数次，又因为孩子强撑着活过来。不是没想过鱼死网破，但总没下得了决心，直到她在学校看到孩子写的那篇作文。
“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孩子写道。
那一刻她才醒悟，摆在她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决定。
她这辈子都没有那样运筹帷幄处心积虑地谋划过一件事。“以防万一”。从头到尾她心里想的就是这四个字。她一旦下手做了，就要确保没有“万一”发生。后来跟她案子的律师都说，见过因为家暴杀夫的，情节这么严重的还挺少见。
那天她把儿子送去了娘家，孩子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还是试探地问，“妈妈你跟我一起回姥姥家好不好？”
她知道儿子的意思，怕他爸又打她。
被拒绝之后，儿子也还是乖巧地跟她挥手道别。
“那妈妈你早点来接我。”他说。
她不敢看儿子的眼睛，怕再多看一秒就会退缩。她知道她一旦走出这一步，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但至少儿子会活下来，好好地健康成长，不再活在魔鬼的阴影下。
趁他没回来，她下厨做了一手好菜，然后把药下在菜里，怕他掀了不吃，他常喝的每一瓶酒里也都下了药。他回来，她躲进屋，冷静地一边听着外面的声音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数时间。等她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口吐白沫仰在椅子底下。
她沉默地挪开椅子，然后拎起地上的酒瓶，就像他每次打她那样，砸向他，一下，两下。一瓶碎了，再来一瓶，酒瓶没了，还有桌上的盘子，碗，桌上空了，还有椅子，花瓶，暖水壶，擀面杖，水果刀，菜刀，凡是家里有的，手边够得着的，举得动的，她都拿来砸，就像他每次打她那样。完全不用担心家里乒乒乓乓的声音会被隔壁听见，因为左邻右舍这十来年都听腻了。
等到所有的东西都砸完，她盯着地上那具血肉模糊的东西看了好一会，总还是不确定他到底死了没有。以防万一。她想着。于是她迈过地上的狼藉，走进厨房，打开了煤气，然后平静地走出门外，把家门反锁。这样总万无一失了。她想。
她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用沾满了血的双手推开了派出所的大门。
她的案子开庭审理那天，好多街坊邻居都来了，他们自发联名请愿，说她是个好人，还有未成年的孩子，请求法院从轻判决。
他的家人全来了，在旁听席上几次大声谩骂，差点被法警扔出去。她的娘家人一个都没来。孩子也没来。听到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邻居们全都在哭，她一滴眼泪都没掉，对她来说，别人宣判她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了。
儿子后来被他的爷爷奶奶抢了回去，在娘家人来看她的时候，她拼命求她们把儿子抢回来，但她们也无能为力。
“你死心吧，”她们说，“那孩子跟了他爷爷奶奶，你就是他的杀父仇人。你就当没这个儿子了吧。”
心是死了，但人死不了，就还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在别人每天期盼着走过那段五十步的阳光，去见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她只转过头去视而不见。
但真能视而不见吗？她做梦都在想着孩子有没有吃饱穿暖，有没有受欺负，长了多高，变没变样，该上几年级了，学了点什么，以后又会做点什么他喜欢的事。
儿子的小名是她给起的，因为生他那天，有人在产科病房的窗台上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那花，就在心里想，孩子以后长大了，就像向日葵向着阳光一样，只要他心里喜欢，去往什么方向，她都支持。
头几年过去，她没能死成，只要一想到儿子恨她，再也不想见她，她就觉得死的念头又盖过了活着的希望。每当又有人雀跃地起身去迎接家人的见面或是电话，周围便是一片羡慕的声音，只有她一如既往格格不入地坐在角落，第二年之后就没再有人来看过她，应该也不会再有人来看她了。
所以当那一天监区队长来叫她，说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既不敢相信，又猜不出来谁会来看她。队长是个好人，平日里管理犯人的时候很照顾她，也曾经数次劝她打消自杀的念头，她盯着队长的脸，却也看不出端倪，只好跟在后面。
那天运气很好，每一步都有阳光。她一边抬起头贪婪地消化，一边数着脚下的步子，不多不少正好走了五十步。
一进会面室她就愣住了。
儿子长高了，也晒黑了，穿着她没见过的陌生的校服，单薄精瘦的肩膀上挂着书包，坐在那里紧张地抠着手，远远看见她，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不能哭，不能哭，她狠狠在心里告诉自己，哭花了眼睛就看不清了，不能哭。
儿子说，“我今年考上市重点了，这边有公交车能到，我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