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秦妈妈没有告诉女儿为什么，只是摸着她的头再次叹了一口气。
渐渐长大后，秦昭昭才渐渐明白答案。人或许不分阶级，但却有阶层差别，这种差别最明显的区分就表现在身份地位和经济条件上。乔穆和她，就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所以他能学电子琴，她只能学口琴；他能上实验幼儿园，她只能上厂办托儿所。
但在当时，秦昭昭不能理解这些，她只是感觉到乔穆和她、以及她经常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们不一样，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她从没见过他出来玩，男孩子们在马路上三五成群地拍画片、打弹球，滚铁环、飞竹蜻蜓……当中从不曾出现过他的身影，至于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就更不用说了。她觉得好奇怪，他难道都不出来玩的吗？
乔穆是秦昭昭所见到的第一个不爱玩的小男孩。她这才知道为什么以前从没见过他，他住在房门一关就自成一统的楼房里，又老不出来玩，整天关在屋子里别人怎么会认识他呢？
后来秦昭昭才知道，乔穆每天早晨被他妈妈送去实验幼儿园，下午接出园后还要去学电子琴，总要晚上才会回家。然后吃饭，洗澡，再练练琴就差不多要睡觉了。他根本没有出来玩的时间，而他妈妈也不允许他出来跟其他孩子们玩。不练琴的时候，他也是呆在家里跟着妈妈学生字，背古诗。
乔穆的妈妈穆兰不是本地人，她是七十年代初来江西农村cha队的上海知青。这位上海女子的祖父据说解放前在上海是位殷实商人，解放后被打成了资本家，各类运动中带累全家人跟着吃了不少苦头。比如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资本家的后代，穆家的一对儿女本来按政策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都没留成。街道办事处的人天天找上门来，说得好听是动员，说得不好听就是要赶你下农村，理由是资本家的孙子孙女更应该要去接受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与锻炼。于是穆家父母不得已挥泪送别两个孩子，穆兰来了江西，她弟弟穆松去了云南。
穆兰在农村cha队三年后招工进了长城机械厂，不用扎根农村一辈子。对于她幸运的招工进城，有人背地里说没准是跟村gān部睡了觉才换来的。当然究竟是与不是，谁也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这个上海女子身上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含蓄的气派，那气派让人不敢在她面前乱嚼舌头。她的容貌也说不上多么漂亮，但和厂里一帮女工们站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把她挑出来。对此，长机厂的人只能定论为：“人家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就是显得跟咱们小地方的人不一样。”
然而彼时她幸运的招工进厂，在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cháo中却成为不幸。中央的政策开始允许知识青年返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国家安排了工作的知青也不能回城。她已经在长机厂上班领工资，上海是无论如何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在小城安家。蹉跎了如花年华后，二十七岁的穆兰最终嫁给丧偶的厂gān部乔伟雄，次年生下儿子乔穆，从此儿子就是她的一切。
作为大城市来的女人，穆兰对她的独生子有着非常严格的培养计划。她的计划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长机一带，是极其超前的。这一带的父母们彼时根本就没有“培养孩子”的意识。计划生育虽然已经在执行了，但生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独生子女还不多，大部分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都有，没有时间jīng力更没有金钱去逐一培养。生下孩子后，只要保证不饿着不冻着他们就行了。而孩子们在上学前几乎都是放羊般地野生野长，随便他们怎么玩，不哭不闹不打架父母们就不会管。上学后开始会管一管学习，偶尔也盯着孩子做功课，考试不好就打上两巴掌，这就算是教育孩子了。
像穆兰这样，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就开始让他学电子琴，每天要练琴，还要学生字，背古诗，如此悉心培养实在是长机地区独一份。
穆兰并不是光顾着让儿子学习而不让儿子玩，家里还是买了不少玩具给他玩，她只是不准儿子下楼找厂家属区的孩子们玩。她嫌那些孩子们太脏太粗鲁，跟他们玩恐有沾染坏习惯的可能。而且他们说起话来满口乡音侉调，她可是从小就教儿子说标准的普通话，如果让他跟着他们一起玩难免会串了音沾上方言腔，这是她不乐意见到的。
因为穆兰对儿子的悉心培养，所以造就了秦昭昭眼中那一个如此特别的乔穆。他迥异于厂家属区里所有的孩子，让她觉得他是那么那么的不一样。
3
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秦昭昭就近上了长机厂的子弟学校。和厂托儿所一样，学校就在厂家属区里，离家最多五分钟的路程，双职工的父母可以不必专程接送她上学放学。而乔穆，从实验幼儿园进了实验小学，依然是市里最好的小学。
每天秦昭昭背着书包去上学时，都会经过“中南海”前面那条大马路。如果哪天去得早，总能看见乔穆的妈妈骑着一辆漂亮的女式单车送他去学校。他身上穿的小童装格外jīng致好看，别说在这个近郊的城乡结合带长机了，就算在市中心最繁华的百货商店都没见过卖那么jīng致好看的衣服。听说，是他外公外婆特意从上海寄来的。
上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呀？秦昭昭好希望也有一对家住上海的外公外婆，也可以给她寄漂亮的新衣服。
可惜她的外公外婆却住在距小城几十公里远的乡下。每年不但不能给她寄漂亮衣服，反而她那些穿不了的旧衣服妈妈还要洗gān净带回去让舅舅姨妈的孩子们接着穿。
爷爷奶奶家就住得更远，坐长途汽车要坐两个小时，下车后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翻过两座山才能抵到深山坳里的目的地。秦昭昭跟父母回去过几次，她身上穿的花裙子和辫子上绑的花绸带在小城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却在那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引起了轰动，好多衣衫褴褛的乡下孩子围着她眼巴巴地看。对于他们来说，她所生活的地方也就相当于上海了吧？
秦昭昭的爷爷一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山沟沟里，她爸爸是借着当兵的机会走出大山的。当年部队来乡里征兵时，适龄的小伙子都抢着去，因为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是可以跳出农门的最大机会。僧多粥少，村里规定每户人家只准去一个儿子参加征兵体检。秦家两个儿子都够年龄够条件，让谁去好呢？当爹的闷了一整天，终于做了主让老二去，因为老大年纪大些，身子壮些，留在家里务劳更能帮得上忙。
爷爷的这个决定，让两个儿子的命运从此有了巨大差异。秦昭昭的爸爸体检合格后跟着部队离开了穷乡僻壤，当上几年兵复员回来分配在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国家工人，是吃公家粮的城里人了。而大伯至今还苦守着乡下的一亩三分地，年复一年地chūn耕秋收让他明显比弟弟苍老太多。他的几个儿女都只上完小学就辍学在家务农，个个全是gān农活的一把好手。
秦昭昭在老家，听老家人说起这些陈年旧事时，曾眨巴着眼睛天真地问妈妈：“妈妈，如果是大伯当了兵，那我就是大伯的女儿吧？”
秦妈妈好笑：“傻丫头，如果是大伯当了兵，那就不会有你了。”
没有她了？秦昭昭吓一跳，她可不想没有了，还好是爸爸当了兵，她是爸爸的女儿。在小山沟里，她还是很为自己是爸爸的女儿感到庆幸。可是在长机，只要看到乔穆，她就好希望乔厂长是她的爸爸，穆兰是她的妈妈。那样的话，学电子琴、穿漂亮衣服的人就可以是她了。
有一天早晨秦昭昭背着小书包去上学，路上又看见乔穆的妈妈骑车送他去城里上学。他的小手正在口袋里掏东西，掏出一样掉出一样，他也没有察觉。
自行车飞快地骑远了，秦昭昭好奇地跑上前，在路边的糙丛里捡到一颗糖。这颗糖她以前从没见过，长机这个地方物质十分匮乏。厂商店里最便宜是棱角糖，不规则的白色棱形糖块，没有包装纸，一分钱一颗，含在嘴里是一股凉丝丝的甜味；好一点的是水果糖，用红huáng蓝三种不同颜色的糖纸包着，吃起来有水果味道，要五分钱一颗；更高级的糖，是用透明玻璃纸包装的苏糖或滚了一层白芝麻的软糖。这个要卖到一毛钱一颗，也可以论斤买，一般是新人买去当喜糖，闹新房时用盘子盛出来以飨宾客。小孩子们如果逮到这种机会总是一抓一大把，吃完后糖纸都舍不得扔，爱惜地抚平夹在书页里收藏，谁的漂亮糖纸多谁就会很有面子。
除了这几种糖外，秦昭昭没吃过别的糖了。乔穆掉在糙丛里这颗糖的包装纸好特别，不是水果糖那种俗艳的红huáng蓝糖纸，也不是那种透明玻璃糖纸，一张很简洁的白色糖纸上，有一只乖乖趴着的小兔子。
糖纸上印着三个字，她认不全，只认识一个“大”字。把糖放到鼻子下闻一闻，好香的牛奶味道，剥开糖纸后，里面还有一层很薄很透明的纸，紧紧贴在糖身上。她试着撕撕不下来，又被奶香诱得不行了，gān脆不管不顾地把整颗糖塞到嘴里去。以前吃那些因为糖体融化而撕不下包装纸的水果糖时，她就是这样连包装纸一起塞进嘴里，等到口水融开了紧密相连的糖和纸后，再把纸吐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