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褚林英犹豫着该怎么联系钟振良。
褚林英心知青藻的失踪极可能与她控制了青藻的伙食费有关系，但她不仅不能对钟振良承认，更不敢跟学校坦白，否则她就是把青藻失踪的原因揽到了自己身上，就成了青藻失踪的罪魁祸首。
褚林英平日里跟钟振良面对面时都无话可说，更不用说还会打电话联系，但此时事关重大，褚林英只能找托儿所里一个家属也在冶炼厂上班的同事问了电话，将电话打到了冶炼厂传达室。
钟振良听到传达室的金师傅喊他接电话，有点莫名其妙，他在这里工作多年，从来没有人打电话找过他。
接完电话，钟振良失魂落魄地到队长办公室去请假，他心神恍惚地说自己现在要回鹤城一趟，队长问什么事，他说了句找孩子，也不等队长答复，踉跄着跑出队长办公室，拦住一辆正要出厂的拉煤车爬了上去。
一路上，寂寞的司机一直找话想跟钟振良聊天，可他却丢了魂似的，司机说十句他也答不了一句，好像完全没感觉到驾驶室里还有另一个人。司机索性不再跟他说话。
钟振良脑子里过电影一样开始回放着他在家时看到、感觉到的有关青藻的情况。他虽然每年呆在家中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即便再迟钝，他也能感受到褚林英对青藻的一些或明显或不露痕迹的异心。他也几次观察到褚林英莫名地对青藻叱骂责打后，又持续对并无过错的青藻施用一种精神上的惩罚，暗中唆使花朵冷落青藻，于此同时，褚林英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待花朵和青藻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在同一个生活环境中被公开区别对待的伤害，连成年人都会受不了，何况是一个本来需要给予加倍关心和爱去消除隔阂的孩子。很多时候钟振良明显感觉到青藻在家里的处境很不好，他心里体谅也理解青藻沉默和倔强的缘由，他知道青藻对褚林英的不称呼，是因为从小一直生活在奶奶身边造成的隔阂，可这种隔阂明显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他没有理由阻止褚林英对孩子的管教，所以，他只能爱莫能助地看着青藻受委屈。
钟振良知道，褚林英在他面前从不掩饰她对花朵和青藻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变着花样惩罚、孤立青藻，完全不是心胸狭隘那么简单的缘故，他更清楚，褚林英肯默认青藻在这个家里存在，已经是她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宽仁”了。
钟振良更明白的是，褚林英大多时候对青藻毫无缘由的逞威与责罚，其实是拿青藻当出气筒冲自己撒气，是在敲山震虎地告诉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承认她在这个家里的绝对主导地位。她早已完全控制了他在家里的经济支配权，这类杀鸡儆猴的泄愤，无非是想敲打他的同时表达她对青藻不认可不恭维不巴结自己的强烈愤慨。而花朵对她无条件的讨好讨巧，是褚林英希望看到的青藻的“改进方向”和最优榜样。他为了不激怒褚林英，导致青藻无法继续在家里待下去，只能故做木讷无感地对褚林英的敌意视而不见，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给青藻解决一个比眼下更好的生存环境，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面对现实境况，他所能做的似乎只有装聋作哑地忍耐。
钟振良又何尝不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羞惭，为自己只能对青藻的处境置若罔闻而不安，但虽然他心怀不忍，可是理智告诉他，为了青藻能继续上学读书，他目前所能给予青藻的帮助，就是尽可能地忍耐，不去触怒褚林英，只要褚林英能容下青藻待在家里继续上学，他就可以一直忍下去。
钟振良越想心里越乱，越是感觉青藻的离校失踪，肯定与褚林英有关。
冶炼厂司机把钟振良捎到公路上时，已经是午饭后了。钟振良心急如焚，根本没有耐心站在路边等车，他迈开步子顺着公路走起来，心里想着即便遇不到车，走也要走回合禾去。他似乎忘了，从公路上走到家有一百多公里。
疆内的公路，四野荒凉，人迹稀少，车辆罕至，一直走到下午四五点，钟振良才遇到一辆货车拦住坐上去。货车司机只是要路过合禾，于是到了一个路口，便把钟振良放下了。
钟振良从那个离进城还有近十公里的路口走到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问褚林英：“你对青藻做了什么？”
褚林英在一刹那的惊慌后，立刻换上一副被冤枉的委屈面孔，她当然拒不承认青藻的失踪跟自己有任何关系，一边又不失时机地不忿到：“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丫头就是个闷头犟驴”。表面上一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架势，其实褚林英内心是很害怕的，她私下里早已被一种即恨又怕的复杂情绪弄得魂不守舍。她心里比任何人都希望青藻就此彻底消失，不管是死是活都别在自己的生活里出现，因为这世上只有青藻窥见过自己不光彩的隐密，只要她存在，暴露自己秘密的威胁就存在，只有她与那个秘密一起永远消失，才能解除她心中的隐忧。
钟振良想到目前为止自己还没有跟学校方面联系了解过情况，哪有耐心听她无聊又无赖地忙着撇清跟这事的关系，急急地问：学校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你有学校的电话吗？
“没有”。钟振良应该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回答。他想起此时即便有学校的电话，这深更半夜的又去哪里给学校打电话？只好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