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白不是没想过去找他们，但又怕他们觉得她在故意炫耀，思前想后，她最后只给朱宜春打了个电话。那会儿朱宜春已经回到六中复读，赵小冬也重回八中。
两人在电话里聊着天，朱宜春语气淡淡的，听不出情绪。陈秋白说想她了，她也没什么回应。见面总归不大合适，陈秋白也没强求，两人聊了十分钟就挂了电话。
陈秋白虽然也为朱宜春感到遗憾，但没过多久就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继续享受万众瞩目的暑假。
九月初，陈秋白的大学开学了，父亲送她去了北京。
父女俩一早坐大巴车去了火车站，父亲拎着行李包，陈秋白拖着旅行箱。箱子是父亲的，已经用了五六年，早已斑斑驳驳，陈秋白也不介意，满脑子都是对大学生活焦灼的向往。
他们坐的是绿皮火车，买的硬座票，颠簸了十个小时，到站时已是傍晚。
父女俩下了站台，来到出站口，远远瞧见很多学生举着牌子接新生。陈秋白往人群里扫视一圈，看见了自己学校的牌子，便跟父亲带着行李过去了。
两个男生热情地跟她说了声“欢迎师妹”，接过她和父亲手中的行李，带他们去坐回学校的大巴车。
师哥们都很健谈，路上一直问东问西，父亲不大会说普通话，只能用胶东话跟他们寒暄，师哥则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陈秋白跟在身后，心里尴尬又羞怯，一路上也没跟师哥说一句话。
来到学校已经快到八点，父女俩在学校西门外凑合着吃了晚饭，又找了家小旅馆将就了一夜。
次日一早，父亲陪陈秋白回到学校报道。办完手续后，两人拎着行李去了宿舍。
陈秋白住的是四人间，十分宽敞，窗明几净，床下面是书桌和衣柜。父亲在房间里转了一圈，连连说“条件不错”。因为他们到的最早，可以优先选床位。父亲望了望窗外，帮她选了靠窗的位置，说这里冬天可以晒到太阳。
宿舍里收拾妥当后，父亲又陪陈秋白去食堂充了饭卡。大学里饭菜便宜，父女俩点了两份套餐，总共花了十几块钱。父亲吃得十分满意，对学校赞不绝口：“你这大学真好咧。”
午饭后，父亲要去西站赶火车，给陈秋白留下生活费就走了。临走前叮嘱了一句：“好好学习，别这里那里的瞎逛悠。”
陈秋白把父亲送到了南门口的公交车站，站在路边看着父亲上了车。
父亲隔着车窗朝她挥了挥手，公交车“轰隆隆”一声开走了。未知的远方弥漫着暧昧不清的云雾，高大冰冷的建筑耸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陈秋白出神望着父亲离开的方向，公交车消失在转角的那一刻，她忽然间觉得，自己的光环也消失了。
下午，室友们渐次到了，都是笑容明朗的女孩。陈秋白也努力装得外向开朗，然而没过多久还是在巨大的落差下变得局促起来。
她来自小镇，父母虽说都有编制，但工资都不高，再加上两人为人正派，除了偶尔用一下信用社的车，从没贪过公家的便宜，家里的存款自然也不多。父亲临走时只给她留了 500 块的生活费，觉得这些钱足够她每月花销。陈秋白理解父母的为难之处，也知道要省吃俭用，因而天天吃食堂，一周只买一次水果，生活用品也买最便宜的，一个月 500 块也勉强够用。
但除了她，宿舍里其他三个女孩都是城市孩子，虽说来自二线城市，家庭条件都不差。家里最有钱的是一个来自杭州的女孩，独生女，生活费过万。这些女孩的人生中从未有过节衣缩食的日子，花钱随性而至，衣柜里的衣服多到塞不下，吃不惯食堂就隔三差五下馆子。
殷实的生活也塑造了她们宽阔的眼界和富足的心灵，热门活动总是少不了她们的身影，专业课上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不经意间会提起某个当驻外记者的亲戚，讨论起国外旅行的经历就好像吃一顿快餐那样习以为常。
陈秋白读大学那年是第一次出省，更遑论出国旅行，这类的话题根本插不上嘴。而且，她还不大习惯说普通话，乡音蹦出来是常有的事。虽然室友从没当面嘲笑过她，她却觉得十分难堪，每次开口都要在心里打一阵草稿。
就这样，因为害怕露出乡音出洋相，又怕暴露自己是个没见识的小镇女孩，她越来越不想加入室友的话题，在宿舍里也变得越来越沉默。
不过室友起先也没有刻意孤立她，有什么活动也会习惯性地叫她。周末或是没课的下午，她们喜欢去西单、国贸、三里屯玩。但陈秋白根本没有闲钱玩乐，甚至连坐地铁都嫌贵，因而总是借口上自习推脱。渐渐地，室友们聚会也不叫她了。
一个没课的下雨天，室友们去了工体附近的 KTV 唱歌，她照旧去了图书馆看书。
不知过了多久，她有些头晕眼花，抬头望了眼窗外，恰好瞥见对面的宿舍楼里，一间宿舍的白色窗帘飘出了窗外，霏霏雨雾中，好像茫然无依的帆。
陈秋白望着雨幕发了会儿呆，困意涌上来，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那个下午，她梦见了欧洲的旅行和五光十色的人生。醒来后，她觉得自己想写一些东西，然而只写了句“却道天凉好个秋”，就再也写不下去。她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小说，愁肠满腹，一句也说不出。
陈秋白有些怅然，但也没有过多咀嚼情绪，醒了醒神继续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