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为了让这种差别更加直白，编制工和合同工的工作牌都是不同颜色的。编制工是白卡，合同工是蓝卡。白卡戴在身上，不用说话都会被人高看一眼。有时栏目组跟其他部门对接工作，对方也只会跟白卡同事说话，彼此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无需言明的默契，白卡是管事的，蓝卡是打工的。
那张印着单位名称的蓝色工作牌，在不明就里的圈外人看来或许是种荣耀，但在圈子里却成了一种耻辱。陈秋白觉察到这种潜规则之后，除非万不得已，再也没把工作牌戴在脖子上。
央企最不缺有钱人，上下班时段在大门口站上十分钟，能看上一场豪车展。陈秋白所在的栏目组里，编制工的家境也都不错，要么家里是北京本地的，要么父母是公司高管、律师、医生或者大学教授，京户京房都是标配。稍微差一点的，也是能够供得起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
陈秋白看见他们手上拎着大牌 logo 的手袋在办公室进进出出，再次被自卑和虚荣占据，深陷物欲的泥潭不能自拔。她先是把护肤品和化妆品换成了大牌，又咬牙买了只圣罗兰的单肩包。衣服实在买不起大牌，也要保证款式经典优雅。或许是因为外在形象得体，同事们都以为她来自家境优渥的家庭。
陈秋白没有澄清，默默享受着同事们对于她的外貌气质的夸赞。虚荣心得到满足后，她在工作上也自信了不少。她英语好，在组里做的一直是内容策划的工作，稿子写得又快又好，同事、制片人、外国专家都十分认可，但唯独栏目主持人从不给她任何肯定。
这位入行二十多年的频道一姐，或许是被人捧惯了，性子非常急躁，脾气说来就来，在办公室里大吼大叫是常有的事，气头上脏话都能飙出来。心情不爽了，连合作的摄像都能骂一顿。
陈秋白是内容策划，跟一姐打交道的时候最多，被骂的频率自然也最高。难听的字眼像冰雹般噼里啪啦落下来，在她苦心经营的完美形象上溅了一身泥点。每每此时，她都觉得自己灰头土脸，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
有些好心同事也会过来安慰她，说：“一姐就那样，别往心里去，她也骂过我。”她顺着台阶走下来，竭力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却还是十分沮丧。毕竟成年人但凡有点自尊，都不会对这种劈头盖脸的责骂毫无感觉。
她也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在职场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她从没见过像一姐那样完全不在意他人感受的人。后来她也想明白了，因为不需要。
即便是在金字塔的顶层，也是存在阶级的。站在塔尖的是那 1%的天之骄子，再往下，是那些戴着白卡的人，而她和其他人，不过是这座宏伟建筑里一块普通的砖石，庞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芜杂巢穴里最微不足道的工蚁。
她见过很多大人物，但那些显赫的名字跟她从来都不是同一个圈层。她为栏目写了一年多的稿子，但她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节目里。所有的成绩都是主持人的，跟她毫无关系。
一年过去了，栏目组新来了好几个同事，她也成了带新人的前辈。然而，一姐依旧时不时对她呼来喝去，动不动就把她拎出来像小学生一样训斥。陈秋白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成就感消失后，工作又变得煎熬起来。
同事都是人精，关系不远不近，陈秋白也不敢跟他们交心。好在过去一年里，她交到了一个朋友。女孩叫苏瑞，行政岗，两人在工作上没有竞争关系，又都喜欢时尚美妆，平日里十分聊得来，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跟这女孩的友谊像一剂镇痛吗啡，短暂却及时地安慰了她。
苏瑞长得漂亮，家境很好，衣食住行都讲求品质。虽说她善解人意，从不评判陈秋白，但陈秋白跟她在一起时，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心理压力。不知不觉间，她也在物欲里越陷越深，圣罗兰换成了古驰，没多久又换成了香奈儿。
最初的两张信用卡已经不够用，她又办了一张新的，账单越堆越高，总也还不完，最后每月工资只够还最低额度。起初她看着账单金额还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后来也麻木了。
夏宇因为这事说过她几次，她却只当耳旁风，嘴上答应着会存钱，转头买起衣服化妆品还是毫不手软。
她就这样在物欲的麻痹中随波逐流地度过了一年，单位忽然间风起云涌。
过去两年，几家央媒在海外的表现并不好，拨款骤然少了一半。单位如遭当头一棒，为此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合同工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单位随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整风，辞退了一帮不听话的合同工，调走了一批管事的，部门领导也换了。新领导信奉上世纪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认为只有一种声音的团队才是最高效的。
栏目组的制片人也换成了这位领导的心腹。新制片是从外联岗调过来的，没有管理经验，不懂新闻业务，塑造权威全靠对团队铁血手腕，唯领导马首是瞻。
组里的几个刺头接连被收拾了。为了节省开支，行政岗也被取消，改由业务岗的合同工轮流处理文件工作，苏瑞只能服从安排去了其他部门。不到一个月，办公室里噤若寒蝉，同事们甚至不敢再大声聊天。
陈秋白在新制片和一姐手底下待得实在难受，不由动了离开的念头。正好那阵子单位要招一批新的出镜记者，她想着这是更换部门职业跃升的好机会，毫不犹豫地报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