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白在老家门前停了车，李丽君拿出钥匙开了门，带着仙姑进去了。前些年爷爷奶奶都去世了，几个儿女再没有回来过，院子里一片荒芜，看上去满目苍凉。
李丽君按照仙姑的指示在院子西边找了找，从灶房找到仓库，连猪圈都看了一圈，就是没找到什么磨。
仙姑脸上有点不自在，嘴里嘟囔着“怎么会没有”，又亲自上手找了一遍，总算在灶房的角落里翻出来一台小石磨。三人都微妙地松了口气。
仙姑从灶房里抱出小石磨，嗓门都大了些：“恁看看，这就是白虎星啊。”
李丽君有些不可思议：“就这么一台小磨，怎么会这么厉害？”
仙姑一脸的高深莫测：“白虎星了不得，妨人可厉害了。”
两人一边聊着，一边在天井里摆了个香炉，烧了三炷香。李丽君恭恭敬敬地跪在香炉前一阵祷告。但这次她没再祈祷女儿前程似锦，只希望女儿健康快乐，以后遇见的都是善良的人。拜完后，她又拉着女儿拜了一遍。
三炷香没一会儿功夫就烧完了，仙姑说，要处理掉这台磨。
李丽君抱着石磨往院子外面走着，每一步都似曾相识。她还是忍不住想起些旧事来。
自打那年她跟婆婆吵了架，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婆婆去世时，她一滴眼泪都没掉，只在院子里站了站，婆婆一下葬她就走了。
她一直觉得自己对婆婆怀着入骨的仇恨，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年后，她再回到这里，竟然还会想起自己生女儿那年，婆婆曾用这台小磨给自己磨黄豆做豆腐吃。除此之外，其他的事都淡了。
李丽君忽然间释然了。
憎恨的反面并不是原谅，而是忘却。这或者也是岁月善待我们的方式，忘记他人的过错，也让自己从执念和不幸中解脱了出来。
最后，小石磨被丢进了老宅门口的池塘里，这就算是解了煞。
母女俩回县城的路上又经过了白云镇。十几年过去了，年轻人都走光了，陈秋白在这里已经不认识几个人，但小镇好像依然没有太大变化。
前几年，镇政府想要打造历史文化古镇的标签，招商两千多万大搞旅游设施建设，建了些不伦不类的古风建筑，可惜名声没打响，投资也打了水漂。年轻人还是不回来。
陈秋白和母亲慨叹了几句，车子不觉开到了信用社门口。母女俩看着营业厅门口“农村商业银行”的新招牌，都有些出神。正打量间，一个女人和一个老人走了过来。
女人挺年轻，高个儿清瘦，老人体态微丰，走路慢吞吞的。两人一前一后走上台阶，看上去像是一对父女。年轻女人没留意陈秋白的车子，埋头往大院里走，身后的老人却一步三回头地打量。
陈秋白也透过车窗玻璃看着他。两人相互试探了一会儿，陈秋白的车子越开越慢。终于，老人认出了她，指了指车子，对女儿说了句什么。年轻女人望过来，陈秋白这才认出来是老同学朱宜春。老人是他的父亲朱大同，以前是信用社职工餐厅的师傅。
陈秋白和母亲一起下了车。陈秋白问了声“大爷”，又跟朱宜春打了个招呼，抱了一抱。
朱大同跟李丽君寒暄了两句，看向陈秋白，试探着问：“闺女好了吧？”
李丽君知道他听说了女儿得病的事，回说：“好了。”
朱大同感慨说：“闺女年纪轻轻的，受了这么个罪来。”
李丽君说：“谁不说来，可是受了罪了。”
朱大同满脸实诚：“人一辈子都有这么一个坎儿，闺女过去了就好了，以后就没病没灾了。”
这话说到了李丽君心里，她也跟着说：“是啊，往后就没有事了。”
陈秋白和朱宜春跟在两人身后，也闲聊起来。
陈秋白知道朱宜春也在北京工作，眼下不是节庆假日，回老家应该是家里有事：“你怎么回来了？”
朱宜春说：“回来给我妈上坟。”又问：“你怎么也来了？走亲戚？”
陈秋白不好意思说自己大老远跑来搞迷信活动，含糊说：“回来办了点事。”随后岔开话题，问起她的父亲：“大爷现在还在食堂做饭吗？”
朱大同听见了，回头说：“做不动了，前年退休了。”
李丽君笑道：“那怎么不跟闺女去北京享福呢？”
朱大同憨憨笑着，满脸皱纹像水波漾开，眉毛都颤动起来：“庄户人家，上北京做什么？一个都不认得，憋得慌。还不如在这里，还有老几个儿一块儿拉拉呱，喝点茶叶水。”
镇上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后，口音或多或少都淡了，陈秋白压根不说了，朱宜春讲起家乡话时也像普通话了。朱大同这一辈留守镇子的老年人，却仍旧一口浓重的胶东土话，好像菜地里拔秧苗，根上带着泥，一股土腥味扑面而来。
李丽君虽然乡音没改，但因为当了几十年老师，讲起话来文绉绉的，听见这么朴实的土话，反倒觉得他实在，附和着说了句：“那是，现在您也住上楼了，日子越过越好了。”
朱大同听见这话，想起当年陈家的恩情，忙说：“还是多亏了陈主任，那一年要不是陈主任给我争取的名额，我一个做饭的，哪里住得上信用社的楼。”
四人聊着天，踱进了大院。陈秋白小的时候总觉得露台大得像个小广场，从西头到东头都要跑上好久。如今才发现，露台并不大，地上斑斑驳驳全是新水泥打的补丁，后面的楼也旧了，院子看起来局促又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