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端详了一时，按下录音键放好，然后抱臂道：“老板有交代，松绑可以，但有三个条件，一，晚上换睡衣，我们少奶奶有洁癖，穿常衣不许上床！”
特务头子没有睁眼没有恼怒没有任何回应，连皱一下眉都没有。
“二，从盥洗室出来需要二次搜身！”
“三。”黄春说着三，把电话机子带线拉到戈亚民面前，“打电话。”
戈亚民这次睁开眼：“打哪里？”
“令堂黎女士，告知她:你已搞定西门音，请令堂撤销对西门音的跟踪监视，以免画蛇添足引起西门音的反感,从而让她对你的信任打折扣。”
“姓方的凭什么认为老子一定会照办？”
“不知道。”黄春说，“但阁下谋略过人，应该比我懂。”
戈亚民用目光剐他，黄春后背沁出汗，但还是维持着拿电话的姿势。
沉默片刻，戈亚民冷冷报出号码，黄春松了一口气，电话拨通，将话筒附过来，他不紧不慢地对那边复述。
挂电话时他母亲嘱咐说：“北地春迟，早晚注意多穿衣。”
显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更不知道他这通电话是被人挟制才拨的，哪怕戈母再神通广大，估计也绝算不到这一幕，毕竟在戈亚民 29 年的岁月中，向来只有他阴别人的份。
黄春收起话筒，剪断电话线，将电话机子扔进一只大口袋中，然后去桌上把从戈亚民身上搜到的东西悉数也扔进那只口袋，扫清战场才能给他松绑。
这间屋子，门是钢铸铁的材质，吊灯虽亮、床铺虽洁，但没有窗户，看不到外界，除了燃着火的西式壁炉和桌椅，屋内没有其他陈设，就连卫生间也没有一丁点具备杀伤力的物件。这是一间密室，但比重庆的渣滓洞看守所还严实。
特务出动，不论落入何等境地，必然先研究环境，但戈亚民双眸未启，仿佛已经了然。
这种镇定让黄春有点琢磨不透，虽然门外林家班守护，但上去松绑时也有些犹豫了。
心下回想对戈亚民之前所做的调查：黄埔系甲级优等，但军校以谋略为重，武力方面的课程不过是些擒拿散打的科目，学得再精，也无法和林家班这种正宗武行相提并论，加之手枪被卸，赤手空拳绝不占优势。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戈亚民才不浪费时间去端详环境，毕竟他从不做无用功。
最关键的是，三爷也有吩咐，等姓戈的清醒后就给他松绑，似乎完全不考虑他会动手。
“怎么，怕了？”
戈亚民闭着眼并不耽误洞察到身边人的状态。
黄春立刻回神，继续松绑，但心中却不着痕迹地提防着，毕竟这是个一等一的特务，真要逃总有的办法。不过他多心了，戈亚民并没有搞事情的打算，松绑后起身活动了活动手腕，目不斜视地出声道：“吴西园在哪？”
黄春观察了他一会，才放下心来，继续跨坐回凳子上烧材料，说：“中午的火车，现在大概快到天津卫了，随后南下换轮渡，到菲律宾包橡胶园，做小老板。”
“你们认识他多久？”
“一礼拜吧。”
戈亚民系着军衬衣袖扣的动作停住了:“他不可能叛变!”
黄春冷笑，说：“我也好奇啊，所以送他下山的路上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他怎么答复的吗？”
黄春慢条斯理地将文件一本一本丢进火中，说:“他给我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抗战期间，国府高官私吞前线救命物资到黑市上出售的故事，一个是抗战胜利这半年‘五子登科’的故事。”
五子登科是眼下无人不知的现象，抗战胜利后，国府向各大城市派出大员接收敌伪物资，没想到这成了大员们发横财的机会，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民众讥讽为“五子登科”，即抢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你说，在这种贪腐面前，信仰值几个铜子儿。而且我们给的多，只要足够多，不用认识一礼拜，一小时就够了。”
戈亚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海东抱着一沓材料进来了。
“哎，醒了？”海东道。
“醒了。”黄春说，“东哥你烧吧，我出去抽根烟。”
戈亚民虽然早已把方丞身边的人调查的底朝天，但真正见面是不会拿正眼看他们哪一个的，黄春开门离开后，他冷冷一声：“有烟吗？”
屋里只有他和海东，海东知道他问的是自己，放下那二尺厚的材料，说：“没，师傅不让抽烟。”
说着朝门口出去了，很快回来，手上拿着一打锡筒装的雪茄烟。
操，冷血特务头子几乎感动。
然而接下去更离谱，林海东冲他眨眨眼，说：“从三爷那儿偷的。”
要不是海东是根愣葱的名声之前在调查记录上重点标注过，戈亚民只怕会觉得他比黄春还狡诈几分，毕竟戈亚民是个天天跟耍心眼的人在一起的特务头子，这种见面自来熟的滑头他见多了。
他漠然咬上雪茄。并不领情!
海东不介意，兀自去壁炉前烧材料，先前在书房跟黄春争论过戈亚民怎么会这样轻易栽到三爷手上，黄春认为是应了洼地横行平地摔跤那句古话，说换成是同行，栽的不至于这么顺溜，全是轻敌不设防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