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春秋战国只是更换铁农具，提升了农人的粮食生产，更绝的是提升之后，国家还要征税，征人，不断的发动战争，对于距离尧舜禹还不远，早周时农人真的自由自在当野人，也就是春秋时期的那些先贤来说，不想回到古时没国家约束的情况才怪啊！
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终究无法脱离原本的时代……
看着韩盈恍然大悟的神色，董仲舒也不由得提问道：“说起来，你为何对崇古如此厌恶呢？”
“忽视古时与今时的生产力、人口的不同，一味吹捧古时的制度，终将会酿成大祸。”
韩盈明白，董仲舒并不是单纯的询问崇古，而是问她为什么对他所提理论中的托古论今厌恶，按理说这样的学术争端，撕个天昏地暗不死不休的从不在少数，少有能坐下来这么平静说话的，也是有意思。
不过，匡扶汉室的刘备能在逐渐膨胀成权臣的曹操手下处事，一个被取用部分理论却被忌惮，不予任用，另一个能予任用却前路未卜的两个学者来说，在没有完全涉入政治争端之前，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话说开也好。
“你我之道，只在你我手中时还是己道，被旁人学去使用，便如托古言志一般，名虽如此，本意已变，人生而有欲，儒之标准虽好，却难以限制本性，如今陛下推儒至天下，学之者甚众，必然会有不少伪君子混入其中。”
说道这里，韩盈停顿了一下，看对方脸色未变，也未表现出任何反感，这才继续说道：
“天人论将一切推给天命，是御人，也是愚人，信奉它的儒生只会层层加码，逐渐将天命乃至汝之理论视为一切的真理，而社会矛盾又会源源不断的产生，乱世将至时，本应有无数有能之士挺身而出，救国于危难之时，偏偏那时愚生伪君子已经遍地而行……怎么不让人忌惮呢？”
“这不——”
听着韩盈的描绘，董仲舒第一反应便是不相信，甚至少有的出声反驳起来，只是刚开口说，剩下的‘可能’二字还未说出口，他便发觉，这种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
周公定的礼乐，也不过是保周四百年安稳，秦用法家盛极一时，却不过十四年而亡，汉初任用的黄老，至今也到了需要更换的时候，他的这套理论，也不会逃脱不适应未来所需的问题，但致使国无有能之士……
皱着眉头，董仲舒不由得反驳道：“国君并不信我，儒也非天下人必学，你之设想，不真。”
虽是这么反驳，可董仲舒总总觉着哪里说服不了自己，他拧紧眉头，似要说服韩盈，又似乎要说服自己：
“陛下有圣君之相，怎会……”
“博士。”韩盈打断了对方：“您不觉着，儒所认为的圣君，其本质并不是真正的圣君呢？”
一千七百年后的《君主论》描绘出的圣明的君主，应当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能在自己或国家所需要的利益中，反复切换守信与弃信、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等诸多极端行为，而在始皇时期，韩非子已经将这些东西总结出来，并将手法称之为法、术、势。
这些内容，来自后世的韩盈或多或少的听到过不少，但董仲舒看不到千年之后的君主论，也接触不到成为禁书的韩非子，不过，在与汉武帝和诸侯王的切身接触中，他的确能够感受到韩盈话中所指代的意思。
如果想成为儒所认为的圣君（统治稳定、社会各阶各司其职），那这位君主必然会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儒所反对，不耻的手段，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压制住各方利益集团，而照着儒所画出来的规范标准去做，那这位‘圣君’，反而会成为各方利益诓骗糊弄的对象，以至于一事无成。
这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董仲舒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这个念头。
皇帝，或者说，从周天子的‘大统一’开始，早期的君主承担精神象征作用，而实际的权力更多掌握在丞相手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也越发的向皇帝集中，无论是战国时的先贤，还是如今的董仲舒，都认识到了君权扩大是新制度下的必然结果，所以他并没有追求皇帝垂拱而治，而是选择加强君权的同时并试图套上缰绳，可惜……
“君岂无私欲耶？”董仲舒疲倦的叹息道：
“圣君，不过是空谈尔。”
其实后世对国家模式的推导中，理想化状态下，能让社会发展最快的模式，反而是‘圣君’君主制度，既一个对未来发展百分之百准确，绝对理智，绝对不会犯错的君主，在集权制下能够最大化的动员社会的资源进行发展，而不是像其它制度那样需要将一部分资源耗费在维持公平运转上，可惜世上并不会有这样理想的君主，反而只会出现不受臣子约束的‘暴君’。
而一个受臣子约束的‘圣君’，遇上心思莫测权臣和小人的情况，远比遇上周公高，很大程度上能将整个国家带到沟里去。
明白这点的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对视着，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满满的无能为力。
好在，董仲舒之前看过韩盈所谈理论，对世事变迁已经有了些许心里准备，他没有沉郁多久，却也不想在继续这个话题，圣君再谈下去就要犯忌讳，至于天人论未来会出事……他一介凡人，管不了死后的事情，倒是韩盈所行，着实更需要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