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阿健40.
纸箱厂坐南朝北，正门开在北面，面朝大路。而厂子南头开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南门，纸箱厂后街就横在南门外。
南门和后街都是纸箱厂效益好的那几年修起来的，目的是方便厂里职工上下班。当年纸箱厂职工住南边的占大头，那时厂子还没有南门，南墙外是片荒地。
家住南边的职工要进厂里上班，得先绕到厂子北门外的大路上，中途要经过一截铁路桥洞。过桥洞须先骑着自行车俯冲到桥洞底，趁着车速飞快，赶紧在桥洞底下那一小段平地上猛蹬几脚，之后便是艰难的爬坡。
腿上没力的，蹬几下就得下车推着往上爬；有的男同志腿劲儿大，可自行车链子受不住，隔三差五就有人崩断链条。桥洞北边修自行车的瘸子因此生意兴隆。
起初厂里职工抱怨，有人建议在南边开个小门，方便上下班。但领导一合计，开个南门倒是不费什么事，无非砸开砖墙，竖起两扇铁皮大门罢了。但有门就得有路，修路就得花钱，一提到花钱，这事儿也就搁置了，厂里一直以政府报批为由拖着。
毕竟断几根车链子算不得大麻烦，花几毛钱就能找修自行车的瘸子解决，况且那几年瘸子熟能生巧，接链子的手艺日渐出神入化，登峰造极，接一根链子不消一分钟工夫，修好后蹬上就走，不耽误上班。
终究还是因为出了人命，开南门的事才正式落实。当年不少职工为了图省事，在桥洞底下逆行，有位钳工师傅运气不好，被迎面俯冲下来的小货车撞了，人没抢救回来，头七那天，厂里正式砸开南墙，开南门，修后街。
从此纸箱厂后面多了一条专供职工上下班的小街道，横躺在纸箱厂南墙外。不久街对面就盖起一排简易小商店，卖烟的，卖饭的，卖瓜子、冰棍、糖精汽水的，果真变成一条正儿八经，有名有姓的街道，着实热闹了几年。
那时南琴还没出生，等到南琴出生的时候，纸箱厂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早在纸箱厂职工大量下岗之前，后街的商铺先跑了一半，当时职工们虽然都还正常上班，可工资发不下来，一个个兜里比脸干净，已经丧失消费能力。
等到职工陆陆续续下岗的时候，后街上只余下一位耳背的大爷守着一爿卖烟小摊，每日早晨推着木架子小车过来，把三四种香烟在小车上码放整齐，一坐一整天，日落时再推着小车回家。
有纸箱厂，才有那么多职工。有职工，才有的这条后街。如今纸箱厂倒了，职工散了，后街也就成为历史，清清静静地躺在纸箱厂南墙外，无人问津。沿街那排简易商铺倒的倒，歪的歪，断壁残垣，一入夜，北风吹进墙窟窿里，风声如泣如诉，宛如闹鬼。
王健惦记上纸箱厂后街这块生铁井盖，就是看中了这条街冷静。
但他依然担心出岔子，所以晚自习放学后，王健没回家，先跑来黑漆漆的纸箱厂后街采点儿。
白天积雪融化以后，这条路相当泥泞，夜里稀泥冻硬了，王健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响。当晚月亮藏在云里，伸手不见五指，他凭记忆寻到窨井的大致位置，弯腰从路旁摸了一根树枝拿在手上，像盲人一样往地上敲敲打打，直到听见闷闷的铁声。
王健蹲在地上用打火机照出方寸火光，看见厚实的生铁井盖严丝合缝嵌在井口里，他用石子儿往井盖上敲了敲，听声音得有一百斤上下。
王健欠着游戏厅老板四十二块五毛钱，以这块井盖的分量，还完债兴许还能有点富余。
井盖边缘处开着一枚小孔，是插撬棍用的，王健用指头在小孔上稍微一比划，该准备多粗的撬棍，他心里大概有了数。
王健熄灭打火机，左右望望，百余米长的后街上，果然一个活人也没有。
王记砂锅店到了关门的点儿，王喜正举着铁钩子拽卷闸门，看见王健晃晃悠悠跑回来，他喊了一声，“阿健！”
王健本想直接溜进胡同里回后院，听见王喜喊他，不情不愿地走过去。
“爸。”王健走过来，假模假式地接过铁钩子，帮王喜拉卷闸门。
“咋回来这么晚？”王喜问。
“给同学讲题呢。”王健把卷闸门往下拉到膝盖处，弯腰将铁钩子扔进店里。
“你给人家讲，还是人家给你讲？”
“我给他讲的，脑子死性不转圈儿，给他讲半天。”
王健说着，抬脚踩上卷闸门把手，往下一踹，关严实了，挂上锁头锁好，把钥匙还给王喜。
父子俩并排往黑洞洞的胡同里走，王喜问，“听说昨晚上你们学校有人跳楼了？”
“嗯。”王健回道。
“昨个咋没听你说？”
“老师不让外传。”
“平常咋没见你这么听老师话？”王喜斜了一眼王健，又问，“因为啥事儿跳楼？”
“我也不知道，老师不让讨论。”
“听说是个小妮儿？”
“嗯。”
“不是你们班的吧？”
“不是。”
“你认识吗？”
王健想都没想，说，“不认识。”
两人走到后院门口，王喜掏钥匙开门，感叹道，“哎，现在这小孩儿，说跳楼就跳楼，爹妈辛辛苦苦养活这么大，白养活了。”
“爸，”王健跟在王喜身后说，“老师催我交借读费，四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