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我吃不了苦?”她深深地凝视着我。
“我是说没有必要。”
“别小看我，郑西决。”她把头发全部握在掌心里，有点恶狠狠地扔到脑后去，“我又不是没出过远门。在新加坡唱歌的那几年，我有时候一晚上跑三个场子，白天还有别的工要打，和四个女孩子租一个房间，什么脸色都看过。你真的以为你姐姐回来开店的本钱是靠什么有钱的男人?我倒想，可是到哪去找那么傻的有钱人?你说对不对?”
我突然发现我根本没有和她对话的资格。郑南音是对的，我只不过才做了一年的老师而已，我就以为自己天生适合规劝别人。我凭什么来说三道四呢?我甚至像所有无关痛痒的闲人一样，暗暗揣测过她的钱来自某个，或者某些男人。
郑东霓是在18岁那年去新加坡的。她才大一，连第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她在大学所在的南方城市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人，一个新加坡的酒吧经理，于是就下了南洋——多古老的说法。四年以后她回来了，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当她的大学同学苦苦地从一个招聘会奔赴另一个招聘会的时候，她成了服装店的老板娘。
没错，我们的姐姐跟着她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去做天涯歌女的时候，跟郑南音一样大。我奶奶早就精炼地总结过了，人是有命的。
“郑西决，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她托着腮，无限神往。我知道她不是在跟我说话，她只不过是在回忆而已，“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回，有个客人一出手就给了1000美金的小费。要我给他们一桌人唱一个晚上。1000美金当然多，在新加坡也没有几个人能在一晚上赚到这么多。可是，当1000美金是塞在你的胸罩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明白，不全是钱的问题，这世上，真的有等级这回事。”
她早就给我讲过的，但是她忘记了。
“你想一雪前耻，所以想嫁给——学富五车的‘热带植物’?”
“当然不是。”她大笑着过来揉我的头发，“我想赚钱呀，我现在的店生意再好也只是衣食无忧而已，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看看，看看我还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
“你现在赚的不够多吗?似乎比我多很多。”
“都跟你比，社会还用不用进步?”她冲我翻白眼，“胸无大志。”
“我是胸无大志。”我自在地伸了个懒腰，“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待在龙城，教一辈子书，然后照顾三叔三婶，小叔，当然还有你爸你妈。等你和郑南音都远走他乡，并且婚姻不幸的时候，帮你们支撑好这个大本营，好让你们随时回来养精蓄锐，再战江湖。”
“贱嘴。”她的眼神明显有些意外，“我没想到，原来你也有志向，是继续做这个家里的‘三叔’。”
“没错，就这么简单。要是我真的能做得像三叔一样好，是我的荣幸。”
“为什么?”她问我。
“郑东霓，”我说，“你不是孤儿，你永远不会明白。”
“我和孤儿有什么区别?”她仓促地一笑。
郑东霓的婚事，就这么成了定局。——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准确点说，在全家人反对无效只好对她表示祝福的时候，她才宣布她和热带植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她这次回家来只不过是来办签证需要的手续而已。大家恍然大悟，更加无话可说，只好团结一致地帮她准备所有申请签证的文件，以及行装。也不是全家人吧，不包括她自己的父母。小叔的点评最为幽默，当他听说了郑东霓老公的专业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说：“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热带植物，也是好的。”郑南音在一旁笑得差点断气。
三叔只是对她说：“一切当心。别勉强自己，不习惯就回来。”我记得三叔在郑东霓执意要休学去新加坡的时候，也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郑东霓在这个家里地位有点微妙，因为没有人把她完全当成孩子来镇压，她又不可能和长辈平起平坐。所以，有些时候，三叔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尴尬，常常是连称呼都省了。这一切的源头怕是要追溯到很多年前吧，很多年前的郑东霓是个让大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的孩子。比如说，那个下午，那个我和郑南音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下午。
那时候，我九岁，郑南音还不到四岁。那明明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三叔带着我们俩去大伯家，说是要拿什么东西。
可是走在楼道里的时候我们就听见门里面有隐约的争吵声。三叔见怪不怪，还是敲了门。大伯来给我们开门，没有表情地扫了我们一眼，除了头发有点乱，看不出争斗的痕迹。他知道我们什么都听见了，我也知道他知道我们听见了。他毫不在意，对大妈说：“去倒茶。”大妈斜靠在沙发上，恶狠狠地看着他。那时候大妈还年轻，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他们总是这样，争斗的时候，旁若无人。大妈突然间微笑了，嘴里耳语一般地重复了一遍：“倒茶?”然后妖娆地站起身：“好，倒茶。”说时迟那时快，大妈举起暖瓶狠狠地砸在地上，“砰”地一声巨响，简直是董存瑞的炸药包。她一边微笑一边大喊，脸上的表情因此变得扭曲之至：“我他妈恨不能乱刀砍死你，你叫我倒茶?你叫我倒茶?我操你妈!”三叔扑上去拦住了大妈，就在这个时候，大伯不紧不慢地把地上的暖瓶捡起来，不紧不慢地把瓶塞打开，最后，把里面的东西就这么倾倒在地板上。热水，还有破碎的壶胆。像是一面镜子的碎片，清脆地坠落下来，一片炫目的银白色琳琳琅琅地铺满陈旧的地板，热水的白气开始缓慢蒸腾，让这屋子顿时鬼魅横生。
然后，大伯就像魔术师那样，伸手往地下那么一抓，一把银色的壶胆碎片就像一尾银鱼那样被他牢牢抓在手心里。烫不烫，谁知道，反正他脸上的表情几乎是怡然自得。他轻而易举地就从三叔手里把大妈抢过来，驾轻就熟，然后，把那捧银色的碎片塞到她正在喊叫的嘴巴里。他几乎是兴奋地：“咽下去，我叫你咽下去。臭婊子我倒要看看是谁整死谁——”大妈闷在嗓子里的挣扎声变得沉闷而嘶哑，但是依然拼了死命地挣扎。
我说过了，他们俩在折磨对方这件事情上，天赋异禀。
郑南音“哇”地哭了，像只吓破了胆的小兔子那样瑟缩在我的身后，我紧紧地抓起她颤抖的小手，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也胆战心惊。我低下头才发现，一股细细的水流顺着郑南音粉嘟嘟的小腿流下来，弄湿了她粉红色的小裙子。于是她哭得更加可怜——她不到四岁，可她比某些成年人懂得羞耻。
三叔放开了大妈跟大伯，飞奔了过来，把郑南音一把抱起来。时隔多年，我都没有忘记三叔的眼睛扫过他们俩时，脸上那种彻头彻尾的嫌恶。三叔拍着郑南音小小的脊背，几乎是慌乱地说：“南南，乖乖，不怕，不怕。”然后三叔腾出一只手，捏了一下我的肩膀，对我说：“咱们走，咱们现在就走。不管了，谁想死就让谁去死。”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激动，几乎是推搡着我到了门口。就在这个时候，郑东霓打开她小屋的门，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