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来后也没见过烧鸭汤——买现成的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rǔ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huáng的邹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jī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吃鸭子是北边人在行，北京烤鸭不过是一例。
在北方常吃的还有腰子汤，一副腰子与里脊ròu小罗卜同煮。里脊ròu女佣们又称“腰梅ròu”，大概是南京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ròu”，又不是霉gān菜腌ròu。多年后才恍然，悟出是“腰眉ròu”。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真是语言上的神来之笔。
我进中学前，有一次钢琴教师在她家里开音乐会，都是她的学生演奏，七大八小，如介绍我去的我的一个表姑，不是老小姐也已经是半老小姐，弹得也够资格自租会堂表演，上报扬名了。jiāo给我弹的一支，拍子又慢，又没有曲调可言，又不踩脚踏，显得稚气，音符字字分明的四平调，非常不讨好。弹完了没什么人拍手，但是我看见那白俄女教师略点了点头，才放了心。散了会她招待吃点心，一溜低矮的小方桌拼在一起，各自罩上不同的白桌布，盘碟也都是杂凑的，有些茶杯的碟子，上面摆的全是各种小包子，仿佛有蒸有煎有汆有烤，五花八门也不好意思细看。她拉着我过去的时候，也许我紧张过度之后感到委屈，犯起别扭劲来，走过每一碟都笑笑说：“不吃了，谢谢。”她呻吟着睁大了蓝眼睛表示骇异与失望，一个金发的环肥徐娘，几乎完全不会说英语，像默片女演员一样用夸张的表qíng来补助。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qíng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肠鱼子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色。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处奔走“觅食”排班，不见得有这闲心去做这些费工夫的面食了。
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Tchakalian），各色小面包中有一种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点苏皮，下面底上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搀了点rǔ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在美国听见“热十字小面包”（hotcrossbun）这名词，还以为也许就是这种十字面包。后来见到了，原来就是粗糙的小圆面包上用白糖划了个细小的十字，即使初出炉也不是香饽饽。
老大昌还有一种ròu馅煎饼叫匹若叽（pierogie），老金huáng色，疲软作布袋形。我因为是油煎的不易消化没买。多年后在日本到一家土耳其人家吃饭，倒吃到他们自制的匹若叽，非常好。土耳其在东罗马时代与俄国同属希腊正教，本来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六○年间回香港，忽然在一条僻静的横街上看见一个招牌上赫然大书Tchakalian，没有中文店名。我惊喜jiāo集，走过去却见西晒的橱窗里空空如也，当然太热了不能搁东西，但是里面的玻璃柜台里也只有廖廖几只两头尖的面包与扁圆的俄国黑面色。店伙与从前的老大昌一样、都是本地华人。我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至少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总错不了。回去发现陈得其硬如铁，像块大圆石头，切都切不动，使我想起《笑林广记》里（是煮石疗饥的苦行僧？）“烧也烧不烂，煮也煮不烂，急得小和尚一头汗。”好容易剖开了，里面有一根五六寸长的淡huáng色直头发，显然是一名青壮年斯拉夫男子手制，验明正身无误，不过已经桔逾淮而为枳了。
香港中环近天星码头有一家青鸟咖啡馆，我进大学的时候每次上城都去买半打“司空”（scone），一种三角形小扁面包——源出中期英语schoonbrot，第二字略去，意即jīng致的面包。司空也是苏格兰的一个地名，不知道是否因这土特产而得名。苏格兰国王加冕都坐在“司空之石”上，现在这块石头搬到威士敏寺，放在英王加冕的坐椅下。苏格兰出威士忌酒，也是饮食上有天才的民族。他们有一样菜传为笑柄，haggis，羊肚子里煮切碎的羊心肝与羊油麦片，但是那也许是因为西方对于吃内脏有偏见。利用羊肚作为天然盅，在贫瘠寒冷多山的岛国，该是一味经济实惠的好菜。不知道比窦娥的羊肚汤如何？
这“司空”的确名下无虚，比蛋糕都细润，面粉颗粒小些，吃着更“面”些，但是轻清而不甜腻。美国就买不到。上次回香港去，还好，青鸟咖啡馆还在，那低矮的小楼房倒没拆建大厦。一进门也还是那熟悉的半环形玻璃柜台，但是没有“司空”。我还不死心，又上楼去。楼上没去过，原来地方很大，整个楼面一大统间，黑dòngdòng的许多卡位，正是下午茶上座的时候。也并不是黑灯咖啡厅，不过老洋房光线不足，白天也没点灯。楼梯口有个小玻璃柜台，里面全是像蜡制的小蛋糕。半黑暗中人声嘈嘈，都是上海人在谈生意。虽然乡音盈耳，我顿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假装找人匆匆扫视了一下，赶紧下楼去了。
香港买不到“司空”，显示英国的影响的消退。但是我寓所附近路口的一家小杂货店倒有“黛文郡（Devonshire）奶油”，英国西南部特产，厚得成为一团团，不能倒，用茶匙舀了加在咖啡里，连咖啡粉冲的都成了名牌咖啡了。美国没有“司空”，但是有“英国麦分（muffin）”，东部的较好，式样与味道都有点像酒酿饼，不过切成两片抹huáng油。——酒酿饼有的有豆沙馅，酒酿的原味全失了。——英国文学作品里常见下午茶吃麦分，气候寒冷多雨，在壁炉边吃huáng油滴滴的热麦分，是雨天下午的一种享受。
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苏皮小筒塞ròu——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油渍浸透了的小纸袋放在海关柜台上，关员一脸不愿意的神气，尤其因为我别的什么都没买，无税可纳。美国就没有香肠卷，加拿大到底是英属联邦，不过手艺比不上从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我在飞机上不便拿出来吃，回到美国一尝，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尔吃我父亲一只的香肠卷。
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热，而又是最软xing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白吵醒了人，像恼人chūn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这位“芳”邻，实在是一种骚扰。
只有他家有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相当厚而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与美国加了防腐剂的软绵绵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我姑姑说可以不抹huáng油，白吃。美国常见的只有一种德国黑面包还好（westphalianrye），也是方形，特别沉重，一磅只有三四寸长。不知道可是因为太小，看上去不实惠，销路不畅，也许没加防腐剂，又预先切薄片，几乎永远gān硬。
中国菜以前只有素斋加味jīng，现在较普遍，为了取巧。前一向美国在查唐人街餐馆用的味jīng过多，于人体有害。他们自己最畅销的罐头汤里的味jīng大概也不少，吃了使人口gān，像轻xing中毒。美国罐头汤还有面条是药中甘糙，几乎什么汤里都少不了它，等于吃面。我刚巧最不爱吃汤面，认为“宽汤窄面”最好窄到没有，只剩一点面味，使汤较清而厚。离开大陆前，因为想写的一篇小说里有西湖，我还是小时候去过，需要再去看看，就加入了中国旅行社办的观光团，由旅行社代办路条，免得自己去申请。在杭州导游安排大家到楼外楼去吃螃蟹面。
当时这家老牌饭馆子还没像上海的餐馆“面向大众”，菜价抑低而偷工减料变了质。他家的螃蟹面的确是美味，但是我也还是吃掉浇头，把汤bīgān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在大陆的qíng形下还这样bào殓天物，有点造孽。桌上有人看了我一眼，我头皮一凛，心里想幸而是临时xing的团体，如果走不成，不怕将来被清算的时候翻旧帐。
出来之后到日本去，货轮上二等舱除了我只有一个上海裁fèng，最典型的一种，上海本地人，毛发浓重的猫脸，文弱的中等身材，中年，穿着灰扑扑的呢子长袍。在甲板上遇见了，我上前点头招呼，问知他在东京开店，经常到香港采办衣料。他yīn恻恻的，忽然一笑，像只刚吞下个金丝雀的猫，说：“我总是等这只船。”
这家船公司有几只小货轮跑这条航线，这只最小，载客更少，所以不另开饭，头等就跟船长一桌吃，二等就跟船员一桌，一日三餐都是阔米粉面条炒青菜ròu片，比普通炒面gān慡，不油腻。菜与ròu虽少，都很新鲜。二等的厨子显然不会做第二样菜，十天的航程里连吃了十天，也吃不厌。三四个船员从泰国经香港赴日，还不止十天，看来也并没吃倒胃口。多年后我才看到“炒米粉”、“炒河粉”的名词，也不知道那是否就是，也从来没去打听，也是因为可吃之物甚多。
那在美国呢？除非自己会做菜，再不然就是同化了，汉堡、热狗、圈饼甘之如饴？那是他们自己称为junkfood（废料食品）的。汉堡我也爱吃，不过那ròu饼大部分是吸收了肥油的面包屑，有害无益，所以总等几时路过荒村野店再吃，无可选择，可以不用怪自己。
西方都是“大块吃ròu”，不像我们切ròu丝ròu片可以按照丝缕顺逆，免得ròu老。他们虽然用特制的铁锤捶打，也有“柔嫩剂”，用一种热带的瓜果制成，但是有点辛辣，与牛排、猪排、烤牛ròu、腌牛ròu的质朴的风味不合。中世纪以来都是靠吊挂，把野味与宰了的牲口高挂许多天，开始腐烂，自然ròu嫩了。所以high（高）的一义是“臭”，gamey（像野味）也是“臭”。二○年间有的女留学生进过烹饪学校，下过他们的厨房，见到西餐的幕后的，皱着眉说：“他们的ròu真不新鲜。”直到现在，名小说家詹姆斯·密契纳的西班牙游记“Iberia”还记载一个游客在餐馆里点了一道斑鸩，嫌腐臭，一戳骨架子上的ròu片片自落，叫侍者拿走，说：“烂得可以不用烹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