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老是有这样一个思想盘踞着，一刻也丢不开，很难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点材料，可以加一点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他总自己告诉自己，此时的qíng形大概总是局部现象。一般地说来，土改后的农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报上的许多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许多人个别地谈过话。王同志还陪他到邻村去访问了几家军烈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气，但是都不大开口说话。此外还有些人，他倒又嫌他们话太多了。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来历，以为他是个私行查访的大员，有权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不如了。遇到这样的人，顾冈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不典型”。他们都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但是在这无数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两个“一般xing”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像大海捞针一样的困难。
在王同志的眼里看来，大概谭大娘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没有和她同住过，不知道她的歌功颂德始终只有那几句，听多了也觉得单调。有时候顾冈简直疑心她完全是说，他也找金根与金根老婆谈过话。他们都很怕羞，可是顾冈仍旧希望他们和他混熟了之后，也许话会多起来。
金根对于上冬学非常认真。月香也天天去。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调子她都会哼了，’东方红”、“打倒美国láng”等等。但是，她对于功课不大注意。她并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后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样，她很自满。
金根去找顾冈写了好些张字块，“门”、“桌”、“椅”、“缸”，都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他拿去贴在那件东西上面。大家都挤在顾冈的房门口，看他挥笔。月香也走过来，踮着脚站在人背后张望着，一只手臂围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后她说：“嗳，金有嫂，你家里放着个先生，要是书再念不好，难为qíng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胀红了脸，很窘地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谁和她说笑话。月香跑了，顾冈也微笑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有时候她倒也很活泼大方，他心里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见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树上。也不用竹竿，也没有夹住，这就么钩在枝枝桠桠的树枝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绿的叶子。有两件小孩的衬衣，桃红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悦目。那棵树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她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的样子。顾冈不由得想着，她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穿着这臃肿的棉衣，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怀着孕。厚厚的棉裤正在肚子上折叠着，把棉袄顶出去，支得老远。
“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原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原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ròu丝，豆腐衣炒青菜，煎jī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么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么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么些天吃这么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请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镇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谈谈。”
“那好极了，我们走吧。我本来也就该走了。”
小张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齐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与红樱枪。小张同志倒是拿着一枝来福枪。他们一行人缓缓地走出村庄，看上去很威风，后面有这样一个护兵压队。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肺向来弱，他的妻子没让他去报名。当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落后份子，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
“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子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xing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这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qíng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个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他们的确是缺少政治觉悟，”王同志承认。
“他们家里只要有一只猪，嫁女儿的时候就恨不得杀了它，大家庆祝一通。这种思想真是要不得。”顾冈继续转述文章上的话。
王同志忱惜地点着头。“农民的确是落后，还是缺少政治觉悟。”
“你们的互助组搞得怎么样了?”
“今年秋天我们的秋收队搞得很不错，”王同志愉快地说。“明年chūn天我们计划着把秋收队入编为互助组，预备团结得更紧密一点。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来，重新分配给各小组。一声哨子一chuī，大家就集体下田。”
顾冈对于这些并不感到兴趣——走向集体农场的最初步骤。要把农民刚得到的土地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步一步像断奶似地，使他渐渐失去了它。顾冈绝对不想采取这个题材作为他的剧本的主题。要是太轻描淡写，让剧中的农民一个个欣然加入互助组，那就一点戏也没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退缩不前需要一番争取说服，这退缩的程度很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一个不小心，就像是农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还得了!
王同志说起这件事来，虽然态度愉快，对答如流，恐怕他心里也正担着心事，只是不愿意露出来。说话之间，已经到了村口，突然看见那溪水亮堂堂的横在前面。他们在溪岸上走着，王同志便叹了气。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说。“我真羡慕你们文艺工作者。在现在这大时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qíng等着你们去写。工农兵的事，写给工农兵去看。从前反动政府不准提的事，现在全可以写了。到处都是现在的题材。”
顾冈点了点头。“这的确是个大时代。”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作，”王同志惆怅地说。
顾冈可以想像王同志从前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共产党的时候，在校刊上写的那一类东西。但是他耐心地听着王同志的叙述，说他从前怎样在江西一个小城的报纸上授稿，由投稿而变为副刊的编辑。
冬季水浅，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块，使顾冈联想到城市里修马路的qíng形。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那筑坝的故事。假定这条溪每年都泛滥出来，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破坏了一部份的农作物，那么，就有一个工程师被派到这里来筹划对策。他和当地年老的农民会商之下，由老农建议，筑了一个坝，上面有活动的闸门，开关随意。于是就解决了这问题。这故事正可以表现农民的智慧与技术上的知识的结合。如果这办法是工程师独自一个人想出来的，那么编剧不免要被批评为“耽溺在知识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里。”剧中可能有一个顽固的老农不肯和技术人员合作，只倚赖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是犯了“经验主义”，结果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已经有过许多影片关于工程师和老工人怎样合作，完成许多奇迹。他们修好一只爆炸了的锅炉；一只车chuáng年代久远不能再用下去了，他们又给它延长了生命；纱厂里缺少一样重要的零件，以前是从美国输入的，现在无法添置了，他们有办法利用废铁，造出新的来。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局面始终限于工厂里，从来没有移用到农村上。他给新中国的电影又开出了一条新路。这题材至少够拍三五十张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