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赫大人有个毛病，一着急，英文说不标准，时而飚出稀奇古怪的爱尔兰乡音来，一屋子同为英国人的绅士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建议：“您可以说中文。我们有通译。”
林玉婵作为临时工地位有限，没法跟出去看热闹。
不过到了礼拜日，例行结薪水的时候，林玉婵捧着那个纸封，觉得比往日沉些。
悄悄打开一看，叮叮当当，她倒抽一口气。
银元一小把，数一数，一元八角。
附工资条，上面有“鹭宾”私印，表明她现在是正式职员编制，比原先的岗位高了三级。
赫德赌一口气，不愿被中国人当成忘恩负义之徒，于是破格给她涨了工资。
同屋的女佣厨娘也都拿到工钱，兴高采烈地数完，立刻有人发现——
“苏林氏，你拿了不少钱啊！谁赏的？”
林玉婵赶紧把银元揣袖子里，说：“我……这不是赏钱，是有人托我还的债。”
她本能地觉得不该说实话。据她所知，海关雇佣的中国人，做的大多是听差、杂役、文案之类的低等职位。更别提屈指可数的几个女雇工，做饭搞卫生，谁拿过一周一块八的巨款。
要是别人知道她平白加薪，难保不会出现恶意的揣测。
她想，改日得找机会跟赫财神进谏，实行工资保密制。
女工们结了薪水，商议着要出去逛街。林玉婵正想观摩一下沪上风貌，兴冲冲穿上鞋，一道出门。
当然，出门前不忘锁上自己的衣柜，那里面藏着一把枪，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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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旅馆就在江海关旁边半里地, 按照眼下的行政区划，属于公共租界。
林玉婵恨不能带上相机——这是真·十里洋场啊！老照片都还原不出这风貌。
在广州的时候，她的身份是买断妹仔, 每日奔波全因东家吩咐, 哪有闲工夫上街观光。
而这次她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她现在是“良家妇女”, 好听点说是自由人，走多远都不用担心被人抓回去。
街巷两旁建筑密集, 有简单的洋楼, 也有两三层的中式房屋，还有不少类似后来石库门的木板排屋——那是洋人开发建造、租赁给华人居住的廉租房, 小小的窗口外面晾满破旧的衣衫, 可见此地人口密集。
广州民风排外，洋人按规定都居住在小小的沙面租界, 德丰行这类洋行也都开在租界旁边。即便是《南京条约》签订了二十年, 洋人也不太敢单独擅入老城小巷, 生怕运气不好挨黑砖。
上海完全不同。太平军和清廷的常年战乱，在江浙一带制造了巨量的难民, 一波波涌入租界避难。官府禁不住, 洋人无计可施, 只能接受。
于是造成了“华夷杂处”的奇特局面。一座光鲜亮丽的小洋楼背后, 可能就藏着污水横流的蜗居。阳光明媚的小院里开着烧烤午餐会，厚厚的篱笆外面就是小乞丐的哀鸣。
华人巡捕穿着西式制服, 趾高气扬地穿梭在街巷里弄。
华人苦力身上拴着铁链, 愁眉苦脸地敲石筑路，将狭窄的中式街道拓宽成洋人马车能通行的“马路”。
行人们面目模糊, 带着仿佛复制粘贴的冷漠表情，不知从何而来, 佝偻着身子，匆匆走向不知何处。
在大清朝，活着本身就是件高风险的事。若非精准投胎在钟鸣鼎食之家，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民，他们过的每一日，都有点生死随机的意味。
就算人在家中坐，专心苟日子，哪日瘟疫袭来、流寇蹿来、饥荒扫来，谁也躲不过。
所以，也不怪多数人周身充满浑浑噩噩的气质。毕竟，不知能活到几岁，何必看得长远。
但仔细分辨，其实还能看出来，这些人的眼中，还是盛着丰富的生活——限在螺狮壳里的、能品出滋味的小日子。他们的父母妻儿公婆姑姐、明日的早餐、下个月的白事、过年时憧憬的一套新衣……
然而每当见到陌生人，那点微不足道的光芒迅速黯淡下去，平凡的人缩回了茧壳，成为无数冷漠的时代看客的一部分。
厨娘孙氏皱皱眉，快步绕过一群苦力，对林玉婵道：“上海洋货齐全，我要去采办点西洋香料，你随不随我来？”
林玉婵摇摇头：“我想自己走走，晚饭见。”
孙氏：“可……”
租界里人员混杂，很少有单身独行的女子。
但转念一想，小寡妇胆大，又不在意脸面，她是海关的人，身后是万国列强撑腰，应该不会出大事。
孙氏担忧着去了。林玉婵转身撒欢。
她抬头辨认一家家商户招牌，找“义兴”两个字。
一边找一边莫名其妙地想：“我找他干嘛？逛街找个男生帮着提东西吗？”
大概还是担心他安全。苏大少爷避难上错了船，本以为只是“珠江夜游”，谁知直接偷渡了半个中国，想必两眼一抹黑，就算此处有组织，也不知他们认不认金兰鹤，别被地头蛇给欺负了。
可她走了几条街，因为不看路而绊了五六脚，都没看到半个跟“义兴”有关的商铺名字。至于两叠铜钱的标志，更是无处可寻。
她只能猜测，大概天地会不在租界里落脚？
她也不敢寻得太远，干脆转回外滩，重复着二十一世纪的游客的路线，自娱自乐地猜测“厨房三件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