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汉代藩王作乱，朝廷奉行黄老之术，坐视诸侯王成了小朝廷，渐渐不服朝廷管束。加上天下好位置都占了，皇帝的儿子封哪里呢？削藩势在必行，但晁错就死得比较冤枉了——诸侯王叛乱，吴王是盟主和先锋，吴王对朝廷哪来这么大仇恨呢？这就牵扯到早年的一桩恩怨了。
当年，吴王的太子刘贤进京，陪当时还是太子的汉景帝刘启一起读书习字，一起玩乐，有一次下六博棋的时候，两人为棋路争了起来。
刘启是大汉的太子，刘贤也是吴王的太子，平日都是一呼百应的主，又是族兄弟。哪怕有个君臣之分，但你让做惯了太子的人那么恭谨，怎么可能？宗室之所以为宗室，就是他们比臣子多了血脉的特权，所以刘贤和刘启争执棋路的时候，刘贤的态度很不恭敬，非常骄傲，刘启就抄起棋盘，活活把刘贤给打死了。
吴王中年丧子，死得还是太子，毫无疑问，怎么会不难过？自然而然地对朝廷产生了怨恨之心，逢年过节都称病，坚决不来长安。汉文帝心中有愧，起初的震怒过后，也容许了吴王的举止，落在旁人眼里，吴王自然是“日益骄横”。
皇帝都给你台阶下了，你竟不感激涕零，还要怨恨皇室，不是骄横，有反意，那又是什么？
晁错身为太子家令，闻弦歌而知雅意，屡屡上书说吴王骄横，应当削弱他。毕竟这话，太子刘启不好说，晁错自然要帮太子说，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七国作乱后，大家觉得都是晁错的锅，杀了他，诸侯王就不会反了。
这种明显寒忠臣之心，令诸侯王拍手称快的提议，刘启居然从善如流，仅仅考虑了十几天，等到丞相、中尉、廷尉等人一起上书的时候，就把一直陪在他身边多年，一心为他的晁错给杀了。真是奇怪啊，刘启多年庇护晁错之心，人尽皆知，怎么这些人就忽然敢上书要杀晁错了呢？
不仅是杀，还是骗杀——刘启派了中尉去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车马经过长安东市的时候，中尉忽然向晁错宣读诏书，直接将他腰斩。晁错死的时候，身上还是穿着朝服的。
哪怕史家为尊者讳，不好意思说汉景帝这事做得***道，就拼命给晁错泼脏水。但这些言论对卫拓不起半点作用，在凡事只看起因经过和结果，从来不看后人评说的卫拓看来，像汉景帝这种皇帝嘛，实在没必要对他太忠心，把朝政死死地握在自己手上就行，让这种皇帝掌权，只怕是你前脚鞠躬尽瘁，他后脚就鸟尽弓藏了。若是换做卫拓，肯定不会自己白担恶名，只换来君主两滴假惺惺的眼泪，而是想办法独揽大权，让皇帝自己下罪己诏去。
明明就是你的过失，我为你们家呕心沥血，你还想卖了我？门都没有！
卫拓的意思已经在这四则例子中表达得很明白了——你若能做桓公，我就能做管仲。你要是想做汉景帝，我是肯定不会做晁错的。故裴熙说他说得是“肺腑之言”，也半点不错，换做旁人，敢这样直言，定然是在心中扎下一根刺的。
事实上，卫拓之所以对秦琬说这些，也是在赌。他赌秦琬之所以想掌握权力，并不是为了生杀予夺，而是不任人鱼肉；他赌秦琬心中的热血还没有消失殆尽；他赌秦琬竭力想做出一番事业，从而证明自己，纵是女儿身，却不必任何男人差，不，应该说，比绝大多数君主都要好。
第三百七十九章 无奈现状
秦琬身为皇族生长于乡野，不识宫中弯弯绕绕，也不学百姓那套，硬是在两条道路中开辟了条小道。她虽然用着皇族的身份，想要抬高皇室权威，好给自己的未来铺平道路。但内心里却并不反感旁人的直言相谏，越是忠心为国的，她反而听得越认真。
卫拓这一番剖白，对她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当她心情激荡的时候，卫拓似是觉得不够，又道：“前朝亦有几次变革，郡主又是如何看的？”
秦琬思索片刻，才道：“君主无力，臣子遭殃。”既想要改变，又抵抗不住利益受损势力的重重威压，就将臣子推出去顶缸，这是她最看不上的事情。
“郡主仁心，善于自省，这是好事，却不可将责任悉数归咎于自己。”卫拓淡淡道，“归根到底，无非‘权力’二字在作祟。”
裴熙坐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不就是多了几个宰相嘛！”
这句话刚好讲到了问题的症结上。
不管哪种变法，都是与极为强大的旧势力做对抗，自然要赋予变法的发起人非同一般的大权，大到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有不和谐的声音，君主都帮你压下去，所以反对的人，君主都帮你压着。
这是何等的荣耀，又是何等的诱惑？
宰相之间尚要排序分明，何况权力呢？变法的人肯定握着最大的权力，可他若是首相还勉强，如果不是，首相会肯，别的宰相会肯？他们要针对对方，对方肯定要自保。又或是主持变法的那个人，骤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言堂，居然还有很多人能反对自己，也会为了权力，攻讦对方。
正因为如此，前朝的变革，往往是才开始做一两年，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党争之中。最后贬谪的贬谪，罢官的罢官，处死的处死，变法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待到世家凌驾于皇族之上，想要变法，那就更是空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