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起初像是玩笑，说到后来他自己也无语了。等下还要上夜班，他收拾好锅碗瓢盆，匆匆洗了把脸，套上制服，挨着有琪站了站。
钟欣愉看出来，他们平常告别大约是有个什么规定动作的。碍着有外人在，小董最后只伸手在有琪肩上按了一把，扣上帽盔，出去了。
本来是想调侃几句的，可这情景却让她想起从前，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和自己妻子开始生活的吧。小小的一个房间，小小的一张床，一张饭桌，平凡如尘的两个人，只因为互相喜欢，互相托付，便把这个地方变得不凡起来。
一时间，有琪竟也落寞，说：“有些话，我一直不敢跟他讲，也就是今天你来了……他现在说起来是警察，简直跟参军也没两样，平常配枪用的盒子炮，装了枪托和加长弹匣。要是遇上空袭，别人都躲防空洞，他们还得上瞭望塔，架机枪对空警戒……”
钟欣愉无言，这情景又让她觉得熟悉。小屋不可能自成一个世界，里面的人越是互相喜欢，互相托付，就越是岌岌可危得叫人心疼。
岌岌可危，却摇摇而不坠。那年九月份，沈有琪生下一个女儿，早产两个礼拜，很瘦小，却健康。
钟欣愉到医院探望，在走廊上遇到护士，正推着满满一车襁褓从育婴室里出来，经过一间间病房，一个个地发给产妇。那段时间有很多人死去，却也有很多人结婚，生孩子，努力遗忘，发泄似地继续着可能的生活。
她在那些人当中看到有琪，在病床上坐起来，接过其中一个，怀抱着哺乳。小董两只手撑在膝上，俯身凑近了在看，脸上露出新奇的笑容，看看孩子，又看看有琪。
钟欣愉站在病房门口，许久没有进去，像是不敢惊动这画里的两个人。
他们终究有了不一样的故事。和钟庆年的不一样，也和她的不一样。他们可以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生了孩子，再一起把孩子养大，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一日又一日。
那段时间，她好几次动过念头，让老秦给董家乐另外安排一个事情，但想来想去其实并没有安全的地方。
物价已经开始不对了，财政部里的人几乎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生意，炒这个，囤那个，渐渐牵扯成一张复杂的利益关系网。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在各处进进出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带走某个人问话，审查。有些人回来了，什么事都没有。也有些人就此消失，或许被关在了什么地方，或许变成了歌乐山里的一声枪响。她经常听到那样的枪声。
秦未平表面风光，身边的眼睛和耳朵也尤其多。他没对她说过什么，却告诉过她：“如果出了事，你就说是华盛顿顾问室的任务，我骗你还没结束，你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其他一概都不知道。”
他甚至对阿渡说过：“如果哪天到家里不看见人，你就带着阿念去储奇门长丰钱庄。要是有人问你什么，一概都不知道。”
话是当成游戏里的约定讲的，他经常和阿渡玩这样的游戏，坏人来了，你该怎么办，带上那些东西，躲去哪里。但阿渡作为一个市井里长大，又曾经流浪过的孩子，有足够的敏锐不把这句话当成是游戏。她很郑重地点头，说：“我记住了。”
没有人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印钞厂的工作仍在继续。
第一批“特券”成品从美国远道运来。钟欣愉看到样张便摇头，相对于粗糙的中储券，这些“假钞”制作过于精良，纸张的质地也对不上。
结果和她料想的一样，这批“特券”被军统的特工带去沦陷区抢购物资，很快就被发现了，再加上数以千万元记的金额，根本没办法再用出去，最后就都堆在洛阳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的仓库里。
印制“特券”的任务就这样回到了歌乐山印钞厂。时隔多年，钟欣愉又开始印假钞，日军军用票，华北联银券，华中中储券。
唯独仿制日元一项没有批下来，记录在册的理由是造纸有难度，大约只有真正经手的人才知道并非如此。
那段时间，秦未平又给她带来了上海的消息。
其中有中储券最新的票样和所有防伪鉴别要点，第一时间传到重庆，真钞还没有投放市场，“特券”已经印出来，而且可以做到一模一样，哪怕是特高课负责查禁伪钞的制币专家也无法辨别。
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日元印钞纸的纸浆配比。
日本人一直宣称那里面加了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其实就是三桠皮，也就是在湖南、云南一带到处可以看见的白瑞香。日元不是仿不出来，而是仿出来了也没有用。
战争是为了钱，也需要钱，但金融战反过来必须有武力上的配合。就像德国人印了英镑，可以开着飞机空投到伦敦去。歌乐山里的印钞厂就算把日元印出来，却没办法运到日本去。
与之同来的，也有上海造币厂里的新出品，中央银行版的新法币。仿了哪些面额，印数多少，林翼都告诉她了，就如她曾经要求过的那样。时至此刻，他信守承诺，她却觉得讽刺。那条影响经济的警戒线是一百万元真钞中有超过一百元的假币，而日本人仿制法币的速度，未必比得上重庆方面自己开动印钞机的速度。
倒是歌乐山里印出来的军用票、中储券、联银券正数以千万计地被运往沦陷区，据说在华中和华北地区，每一千元日伪发行的钞票中就有一元是“伪伪币”。南京政府因此紧急颁布了《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判伪造者死刑，收集交付运送者无期，举报者赏金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