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6 月，钟欣愉又收到上海的来信。
沈有琪在信里告诉她，外滩中银大楼四层礼堂开大会，宣布了人民政府接管中国银行的消息。
当时台上站着一排军代表，其中之一就是秦未平。
有琪说，大家看到他，全都惊得下巴掉下来。昨天还是京沪特派员，西装革履，陪着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今天换了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说是解放军的代表。
所有人都没想到，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哪怕是行里中共党支部的人，事先也不知情。台下坐着中行在上海的千余名职员，大概只有她最早猜到了一点端倪。
钟欣愉读着信，静静笑起来，可以想象有琪脸上忽然参透了一切的表情，也好奇从前财政部里的那些同僚听说这件事之后，又会作何感想。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接收当天的照片。
果然如沈有琪所说，秦未平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而且还是旧的，与他从前的样子截然不同。但叫钟欣愉意外的却是接收代表里的另一位，竟也是熟面孔，她在重庆的时候就见过，是当地建业银行的龚经理。
原来，还不止老秦，她在心里说，又一次想起那句话，真的不是一个两个。他们哪怕彼此隔绝，互相不知道，但他们一直都在。
除了接收大会，有琪还在信里提到收兑金圆券的事。
旧币停止流通的消息已经宣布，以最小面额 10 万元兑换人民币 1 元的比率，收回销毁。
但上海人都被纸钞搞怕了，还是一贯的办法，钱拿到手，赶紧去买东西，或者换成银元。新钞早上发出去，在外面转一圈，夜里又回到银行。黑市上的比价一天天走低，渐渐传出一种说法，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但人民币不行。
可所有人也都没想到，共产党居然调了足够的银元到上海，想兑多少都有，银行又一次通宵办公，一直兑到没人想兑为止。就这样，共产党进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了。
不久之后，钟欣愉在香港分行看到新钞。
新钞上印着发钞行的名字——中国人民银行，据说是由华北、北海、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的。她还记得在重庆看到过的那些土纸印刷的边区币，那上面就曾有这些银行的名字。
还有印刷的年份——1948，也就是说，早在渡过长江之前，第一套人民币已经印出来了。
她不禁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不同的。没有人再说什么时间紧迫，什么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知道金融是一国之本的道理，每一步都经过了缜密的计划。
紧接着的那几个月，蒋政府败退，飞往台湾，临走抢运了中央、中国两行国库里的黄金和美钞。
那几年，中行香港分行的业务做得很好，资产已经有港币六千多万，自然也被他们打算好了，电报一封封地追过来，下令郑经理立即停业清算，带着所有行产赴台。
但郑经理没有回复，只作不知。隔了一阵，那边干脆派了代表过来商谈。
郑经理推搪，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到后来，行里收到夹了刀片的匿名信，罗便臣道宿舍门口有陌生人守着，看见行员出来，就一路跟在后面。
这作派和手法，钟欣愉是熟悉的，她一直知道香港也有军统的站点。
形势到了这个地步，郑经理干脆关照家里人放了消息出去，说他突发急病，住进了英国人的医院。其实却在办公室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锁着门，通过电话办公，召集董事开会，抢着时间把行里的钱散出去。
全行上下只有几个人知道实情，钟欣愉便是其中之一，也是最不惹眼的一个。
在别人眼中，她是个三十好几岁的女人，有家有口，还大着肚子，每天由先生开着车接送上下班。但他们不知道，她其实是在执行董事会的决议。
先是筹建中行大厦，在中环德辅道买下一块地皮，立即与打样行签好设计和建筑合同，建材、设备一样样采购起来，全部用的现金。
行里剩余的资金即刻放贷给在港的中资企业，其中最多的，就是内战那几年设备原料滞留，借机开起来的纺织工厂，这时候已经发展到了 100 万枚纱锭的规模。
那一阵，她白天在银行上班，夜里和林翼出去交际，打牌，吃饭，跳舞。去见侨领，见那些在香港开厂的华商，聘律师，起文书，外面人看着，也只当是她陪着先生谈书画方面的生意。
等到全部办妥，郑经理的“病”才好了，出来见台湾派来的代表，把地契、合同、账册，全套摊在桌上，实话实说，钱都花完了，行里账上没现金。此时非要他去台湾，便是一系列的官司，牵连到的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利益，港英当局大概第一个不答应。代表也知道没有办法，只得作罢，离开香港回台湾去了。
这件事过后不久，钟欣愉便进了医院，第二次分娩。这回是个女孩，起名阿时。
休完产假，她再回去上班。行里人都知道了，说你先生怎么同意的太冒风险了。
她只是笑着，说自己其实也就跑了几趟腿，实在不算什么。
同事以为她不懂，给她解释，说虽然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极严，但本地也是有帮派的，什么都能搞到。你们这么做，其实就是在赌台湾方面敢不敢公然下手。
但她仍旧笑着，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