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写字的老先生是绍兴人，我给他买的臭鳜鱼。”林翼掩饰。
知微接口说：“我也要吃，坛子在哪儿呢”
“你别乱翻。”林翼拦她。
但她已经揭开墙边的一张油布，下面堆的尽是书和纸笔。那股味道更浓了，是硫磺。
知微也是学过印刷的人，知道这是做旧的法子，不是最好的，却最快。有人买，有人卖，林翼在中间做个掮客，但经手的东西未必都是真的。
她回头，明知故问：“你到底在做什么”
林翼不语，半天才开口：“上海有几个有钱人的铜钿是干干净净来的他们求字画，要的不过就是一个面子。我成全他们面子，他们成全我里子。至于是真是假，有什么不同呢”
“不会出事吧”知微问。
他倒也不在乎了，说：“就算看出来是假的，追究起来也是他们自己吃亏。横竖我就这么一条命，随便怎么样。”
电灯泡的光有些刺目，硫磺的味道好像也更浓了，阁楼里连可以坐一坐的凳子都没有，两人站在斜屋顶下面低着头。不知是因为热，还是局促，汗都蒸出来。
最后还是知微，去老虎窗那里探头往外面张了张，熟门熟路地爬上去，坐到青瓦和油毡上。
像从前一样，眼前是一大片枯黑的屋顶，一直绵延到远处，与透蓝的夜空连在一起。
林翼跟着爬上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递给她。
她接过来，见是那只糖果匣，好像一夜之间变旧了，铁皮表面褪了颜色，失了光泽，有的地方被压得凹了下去。
她打开，里面满满的，都是她从前攒的烟画，再往下是七周岁留念的照片，还有父亲的那个本子，扣着皮绳，鼓鼓胀胀得。
“我去过你藏东西的地方，这本子也在里面。”林翼解释。
她不语，低着头，一页页地翻着，看着。
林翼还在旁边说：“我是好好学过手艺的，调浆糊，裱画，木版水印，可是一个月只赚六块银洋，再看看书画行里那么些老秀才，几十年的学问，很好的字，丁点儿不错地抄几千个字，到手不过一个银角子……”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坏人”他终于问出来。
知微仍旧低头看着那个本子，说：“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人呢”
在此地，无论做什么都需要钱，很多的钱。
林翼不说话了。她便也不语，吹着风，腿顺着屋顶的斜坡伸展开去。
他跟她一样，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远处，很久才道：“我去过闸北的育婴堂，华界的蒙养院，到处都找了……”
“哦。”她应了一声，说，“你找不到我，所以只能我来找你了。”
他轻轻地笑，顿了顿才问：“你找我做什么呢”
她也轻轻笑起来，答：“当然是一起赚钞票。”
第34章 五福弄（2）
欣愉和知微反复地看着父亲留下笔记。
不过几年功夫，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无论是铅笔还是钢笔写的，都有些模糊不清了。
页眉标记着年份和日期，最开始是 1911 年，八月，九月，十月……各种潦草记下的人名，证物清单，以及随手画成的地图，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份，突然断了。
再往后翻，字迹似乎新了一点，年份也变成了 1919，九月，十月，十一月……直到 1920 年的七月份。
钟庆年就死在那个时候。
时隔八年，她们在巡捕房里听到看到的，终于和林翼当时在坟山路听说的合在了一起。停尸房里的所见似乎也应证了外面的传说，父亲的伤情不光是火车留下的，更像是被绑在轨道上，死于他自己的配枪之下。
她们一直认为这件事一定与他当时做的案子有关，但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后一件案子却根本不是 1920 年的事。
那上面明明白白画着一条时间线，从“1908 年，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夏与阳”，一直到“1914 年，天津租界，关庆东报案”。
年份一下子又往前推了那么许多，地方更是远得不相干。唯独“夏与阳”这个名字用红铅笔圈了几圈。
欣愉看着，好像想起什么，一径往前面翻。
找到 1912 年那部分，其中一页上描了个小小的方印，蓝钢笔墨水褪了颜色，线条也晕开了些，但还是能清楚地看见阳文楷书的四个字，“夏与阳印”。旁边还有铅笔写的两条批注，一条是“0623 号证物支票丢失”，紧接着的另一条写着“同案疑犯楼小琼身亡”。
名字对上了。但给她留下印象，让她翻回到这里来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印章，而是同一页上的另一行字——1912 年，上海钱业公会，叶少钧。
“叶少钧”三个字同样用红铅笔画了圈。
其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知微可以确定，这两个圈有一样的力度和弧度，经历了一样的岁月，褪去了一样的颜色与光泽，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在同一天画下的。
一定是有意思的。
欣愉想到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听女校的先生讲，那里存着历年的报纸，上面关于英美租界的新闻也许会有对这两件案子的报道。
那时，女校已经复课，是知微仿了舍监的笔迹，替她填了出校门的单子，走很远的路，再乘电车，到开在福州路菜场楼上的图书馆里去。
虽然当时工部局图书馆已对华人开放，但读者大都是西侨，馆藏的书籍也都是英文的，报纸更是仅限于大美、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几种。近一些的年份是装订成册的原件，摆在免费的阅览室里。更久的已经给制成了幻灯片，需要缴会费，去档案室的一个机器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