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来的研究员都是在美的留学生，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各个履历骄人。
而钟欣愉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
于是，大学里集体作业的场景重现。
同僚们起初只当她是秘书。有好几个头一回来面试，从外面走进来，很自然地摘下礼帽递给她去挂好。直到正式录用，互相介绍之后，才知道她跟他们是一样的身份，多少有些意外。
但煮咖啡的工作还是交给她了，也常有人品评她的穿着，甚至连眼光都差不多，说她长得有几分像电影明星黄柳霜。
还有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整个写字间搞得像瑶池仙境。这些人都受西方教育，自诩绅士，要是在别处，总会问一句“小姐是否介意”，但在这里不会。是她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而钟欣愉也是真的不介意，与当时的情况比起来，这些都是最无关痛痒的枝节。
国内的战事继续演进，顾问室不断收到越洋寄来的材料。在此地工作，不光可以看到战地新闻，还有更多的统计数据。
近千家工厂被毁坏，60 万人失去工作。工业损失 5.6 亿，对整体损失的估计更是从 10 亿、20 亿一直攀升到了 30 亿元法币。确切数字几乎不可预料，其中还未包括 8 亿多美元的外国投资。
仅淞沪一役，几个月的时间，上海这个民国最大的城市便丧失了 70%的工业生产力，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了数十年。
流离失所者更是以百万计，无数难民涌入仅 10 平方英里的租界，数周之内人口从 150 万暴涨至 400 万。共计 175 个难民营被建立起来，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露宿街头。瘟疫之后，又有寒冷来袭。那年岁末，租界卫生处收到了至少十万具尸体。
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和平世界，他们这群研究员所做的，也就是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整理造册，作为争取战争援助的依据而已。
报纸上说：天下第一军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虽然淞沪沦陷，但却破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且为工业界留出时间，成功将重要设备转移到了后方。
文章写得很是让人振奋，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转进”，就是撤退的美称。
而且，顾问室里全是学经济的，势必想得更深一些。战局到了这一步，他们几乎都对后来的发展不抱任何希望。
原因只有一个，却又足够致命——钱。
国土沦陷得太快了，工厂设备可以带走，但钞票却很难。他们根据法币的发行量和流通数据做了推测，至少还有十四亿沉淀在华北，八亿在华中与华南，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币被留在了日占区。倘若被日本人收兑，拿到租界市场上抛售，法币的汇率肯定是要崩溃的。
当然，也有过一些争论。
有人稍稍乐观一点，说：“英美在租界还有大量房产和工厂，都要以法币计价，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他们不会不管的。”
“那要是都推到后方去呢”耶鲁毕业的那位反问，“战时物资本来就紧缺，再加上川渝地区运输不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整个中国的货币集中到那一小块地方，后果不敢设想。”
话说得很有道理。正方语塞，无奈摇头。
耶鲁又补上一句：“到时候买不起粮食、药品、武器，国民都饿死病死了，后方大乱，还谈什么全面抗战”
正方勉强挽尊，说：“如今之际，也只有争取国际援助了。你我虽然身在和平世界，但做的事或许比前线的战士更有用吧。”
这话倒是听得入耳，几个人都笑起来，又各自回去桌边继续译写材料。
不一定，钟欣愉却在心里这样想。
她不曾参与讨论，只是默默写了一篇报告交到程佩青那里。但也是在意料之中，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程先生还是像从前一样，与她保持着体面的距离。而她，也不想让自己显得特殊。
此后数月，战线推进的速度终于缓慢下来，战事陷入胶着。股市汇市却是险象环生，顾问室最初预测的那些情况一个个地应验了。
日本人在北平扶持了所谓“维新政府”，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一种纸钞，名字叫“联银券”。因为急于出笼，刻制券版是来不及了，用的还是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改了抬头的行名，再把摄政王的画像换成黄帝、关羽、岳飞和孔子。
虽然印制粗陋以至于儿戏，但有日军的枪炮帮扶，照样在沦陷区收兑老百姓手里的法币，拿到租界外汇市场上抛售，一方面打压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套取美元与英镑，大肆收买物资。
再加上乱世生存艰难，实业或者房产都不可靠。所谓投资，也只剩下投机一条路。就算是在租界，甚至国统区，手里称几个钱的人也都在跟风卖出法币，想赶紧换成英美纸钞或者金银之类的硬通货。
法币的汇价就这样一路跌下去，仅仅几个月功夫，就从最初的一元兑英镑十四便士半，到跌破一先令，再到八便士上下。
重庆政府紧急照会各大银行，开始限制外汇买卖。但外行未必听他们的，中、中、交三行里又有太多可以绕开禁令的人，甚至连官家自己也在想怎么把钱赶紧转出去。所以这风潮一时间根本控不住。
消息传到顾问室，几个研究员都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出意料。结论总归只有一个，短则数月，最迟不过年底，法币估计就挺不住了。如今之际，唯有倚靠英美的帮扶才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