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又过去了几年，现在的教育情况没有早些年那么糟糕了，可他们也已经习惯了不再通知公社小学参加统考，即便可能部分学校愿意参加统考，可那样糟糕的成绩，有他们垫底也不会让其他学校的师生觉得开心。
“红旗小学是吧，我记得你们的刘校长。”
王跃民拿着那对文件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口中的刘校长就是老校长。
红旗公社在诸多公社里也是垫底的，劳动力少，土地不多，因此公社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建小学，早些年，红旗公社的孩子得多走十几公里地，去最近的公社小学念书。
老校长就是红旗公社的人，开国前是老秀才，在私塾里教书，他觉得自己公社的娃娃求学之路艰难，就经常跑到县教育局来，硬生生从之前的领导那里磨到建校批文和两百块钱资金，但是这点钱能干什么呢，那所小学最后还是靠老校长四处周旋，在农闲时从各个生产队借来了劳动力，山上采石砍树，然后慢慢盖起来的。
王跃民交接工作的时候曾经听之前的那位局长说起过他，他夸老校长是个负责任的教育者，可惜，这些年红旗小学也没出什么教育成果。
“期末统考每个学校都有资格参加，其实你不用特地来向我申请，只是你觉得你们的学生能考出什么样的成绩?”
王跃民对公社学生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年前，而且他觉得几年过去了，那些按部就班的师生也不会作出改变。
眼前这个人会给他带来惊喜吗?
“王局长，我先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宿傲白的表情依旧镇定。
王局长，请听他慢慢忽悠吧。
“我来自宁市，我的父亲在机床厂，我的母亲是食品场的工人，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的家庭条件还算宽裕，因此我能够念书，直到高中毕业那年，街道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支援农村建设，我带着改变农村的想法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块来到了大西北……”
宿傲白娓娓道来，讲述了刚来到农村时的不适应，也讲到了知青下乡后的现状，他们面对的生活和之前动员时描绘的完全不同，在靠劳力为主的农村里，他们之前学的那些知识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更别提创造新农村了。
在日复一日繁重的农务面前，所有的理想都化作了空中楼阁。
这些听上去好像只是抱怨，但王跃民并没有打断他的倾诉。
“我算是知青里比较幸运的，成家后在岳丈的帮助下成了公社小学的老师。”
宿傲白并不避讳这件事，因为他说的太过坦然，所以王跃民也并没有因此看低他，反而觉得他足够坦诚。
“公社小学的教学情况很糟糕，老师很难管住学生，一部分老师没有教学能力，在应该上课的时间里让孩子们干农活……”
王跃民皱了皱眉，但是很快又松解下来，因为这确实也是很多公社学校的现状，农劳课占据太多时间，有些老师就借着学校里公共的那块地，为自家增加收成。
“在公社里，重视教育的家长也不多，很多人将孩子送到学校来，只是为了让他多识几个字，将来不至于当文盲，因此到了四五年级，退学的人比比皆是，我曾经教导过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他不仅聪明，还很愿意学，那个学生一脸向往地问过我，高中是什么样的，中专又是什么样的，将来等他考上中专或是高中，是不是也能像我一样成为人民教师，可是没过多久，他就退学了，我去那个学生的家里走访的时候，他正背着一筐重重地猪草回来，因为他大哥要娶媳妇了，家里需要多一个劳动力挣工分，也能省下他念书的几块学费。”
宿傲白顿了顿，这并不是他胡编乱造的故事，而是原身真正经历过的。
“当时我劝他父母送他回来上学，但是他的父母反问我，即便他将来考上中专高中又怎么样呢，真的能分配工作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城里有那么多知识青年下乡呢?这句话把我问住了。”
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楚家夫妇那么好糊弄，有些人的心里很明白，城里的就业情况同样严峻，那么多城里的孩子毕业后都没办法分配工作，更何况他们乡下人呢。
那些辛辛苦苦供出来的读书人，最后能成为工人，进入机关单位的又有几个?
结果显而易见，原身没能将那个渴望念书的孩子带回学校。
听着宿傲白的讲述，王跃民忽然想要抽烟了。
明明是挺平淡的语气，为什么让他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悲哀，他身为教育局局长，可在他的辖区里，普通民众对于教育的未来却是不看好的，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失职的表现?
“那段时间，我也是迷茫的，就如同我最初下乡时看不到下乡的意义一样，在教书的时候，我也看不到前路在哪里，直到今年年中，我因为母亲生病回乡探亲。”
说到这儿，宿傲白的语气振奋了许多。
总有那么几座城市是走在改革前沿的，因为在许多政策还没任何风吹草动时，他们就已敏锐地嗅到了苗头。
死/人/帮的粉碎是即将发生的既定事实，这一个集团的倒塌注定了华国政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已经随着死/人/帮颓势的出现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