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被报道的标准, 起码是中国新闻的标准。
到了这个国家之后, 她特别喜欢看新闻, 无论国内外大事还是民生，她都喜欢看。因为报道的都是各行各业人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生活。
他们会记录一位普通的生产队技术员如何和社员一道进行育种工作，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培育，选育出了最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粮种。
他们也会描述一位普通的公交车司机如何在工作中摸索总结开车的经验，安全行驶17年，节油4万升，创造了“四位一体”工作法，提高工作效率。
他们还会详尽地描写一位普通工人怎样在最平凡的检修岗位上科技创新，搞小发明，为车间生产提高了近一半的效率。
这些无数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就像太阳发射出的每一缕光芒，平淡而灿烂，照射了整片大地。
能被追逐报道的都是这样的人，是三八红旗手，是劳模，是技术能手，是致富标兵。他们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被赞叹被羡慕被追寻的对象。
而不是像在纽约时那样，被记者追在后面跑的要么是富商要么是明星要么是运动员。记者津津有味，不厌其烦的，也不是他们在工作上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谁插足了谁的婚姻，谁和谁有了私生子私生女，总之，都是些无聊至极的八卦。
上帝呀，任何一个生活充实对未来充满追求对人生满怀希望的人，都懒得关心和自己生活搭不上半点关系的人的绯闻。尤其当有政府爆炸性丑闻出现的时候，那些谁和谁睡了，谁又是谁的私生子的新闻愈发满天飞，搞得你想躲都没地方逃。
正因为受了20年的荼毒，所以唐安妮愈发珍惜中国的新闻环境。在她看来，必须得是做出了成绩的人才值得被报道被褒扬，而不应该是她的身份。
如果因为她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跑到中国农村来支教，所以她就该被人关注，被人高看一眼。那其他支教老师呢？还有那些一辈子扎根农村搞教育的建设者呢？他们难道就该默默无闻吗？自己和他们差在哪儿，自己在工作上的成绩还比不上他们呢。
尽管公社县里甚至伯伯都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告诉她，她的存在可以成为标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乡村教育的队伍中来。
但唐安妮仍然不想。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模范标兵，就像当初的铁姑娘邢燕子一样。但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因为她的身份。
她仔细审视过自己的工作，她认为他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所以，她不配上报纸上新闻。
当然不能接受采访。
可这一回，为了把薯片卖出去，唐安妮不得不硬着头皮打破原则。
她需要钱，有了钱她才能维持工厂的生产，给这么多工人发工资。有了钱她才能翻新学校，现在的学校太小太破了，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操场。他们每天都是在一片长着杂草的沙石地里升国旗唱国歌的。
她的学生，值得更好的学习条件。
除此之外，她还有好多事想做。她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看着芭比娃娃，就想把它打扮成最漂亮的模样。因为芭比娃娃是它的好朋友。她希望她的好朋友是最漂亮最开心的。
现在有好多人，好多能干的人，可以把这里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赞叹都羡慕。
他们不乏热情也不乏毅力，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钱。
唐安妮感觉自己义不容辞，她必须得为薯片打开销路。在一个大集体里，大家就该集思广益，各自发挥优势，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
她给自己做了整整一晚上心理建设，终于鼓足勇气跑到公社说自己愿意接受采访。
话说出口之后，她又自我安慰，等记者过来起码得要几天时间，她还能再缓冲一下，不用那么紧张。
结果没想到公社书记直接手一指，笑呵呵地对办公室里的人说：“记者同志，你想挖掘留守知青和回乡知青的事例，我们这儿有个洋知青，你要不要采访？”
记者先是满脸茫然，听完公社书记的解释之后，立刻大喜过望：“要！这就是最好的采访对象！”
唐安妮傻眼了，为什么要跳步骤呢？难道不要给她时间准备吗？
记者已经拿出了采访本和笔，这时代国内还不流行依靠录音笔采访，大家信赖的都是速记的硬功夫。
“不用。”他斩钉截铁，“唐安妮同志，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采访。你不用紧张，你只需要像平常一样工作生活就行了。等你有空的时候，再回答我几个问题。”
可怜的唐安妮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带着记者回大队了。
好在记者同志说话算话，没有追着她问个不停，就是跟在她后面看她上课，看她去工厂干活，看她跟供销社的同志协调发货。
问的问题也很简单，不过是她的人生经历而已。
比方说她之前在美国是怎样生活的？又到底是什么促使她选择来中国，开始从事下乡支教工作，而且一直留到现在？
唐安妮十分老实：“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可以说是寻根。至于下乡支教，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这个国家很大，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我想要了解这个国家就必须得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可我又没什么专业技术，在农村，除了当老师之外，我当时也找不到其他人干的活。当然，做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很喜欢我的学生，他们非常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