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办公室灯火通明，已经回家的组员一个不落地到齐了，投影的大屏幕上打出一张半身照，照片上的女孩穿着时髦，新做的离子烫花一样披落肩头，半遮住略有些圆润的脸颊。
“葛长春试着给他女儿手机打电话，那边显示已关机，又问她同学，都说不知道葛欣当晚的去向，”于和伟一口气说完，拍着胸口顺了半天气，又给自己灌了半杯热茶，烫得龇牙咧嘴：“刀子割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那老小子……不把人家姑娘的命当回事，轮到自己女儿头上，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只差团团转了。”
说到这里，他刻意停顿片刻，大概自己也知道身为公职人员，这么说不大合适，却实在按捺不住心里的怨气，从肺腑里发出冷笑：“虽然破案救人是咱们的本职工作，不过说句违反纪律的话，我有时真希望找不回来，让这老混账也尝尝自己女儿被糟蹋的滋味。”
始终一言未发的沈愔就在这时掀起眼帘，不轻不重地盯了他一眼。
虽然沈支队性格内敛，在大多数时候都自带格格不入的疏离和冷漠气场，显得十分不合群，但是在市局刑侦支队中，他依然有着说一不二的威信和好人缘。
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一个团队的领导总是在有危险和背黑锅的时候冲在最前面，在开表彰会和领功劳的时候躲在最后，时不时还自掏腰包请连续加班半个月的同事宵夜或是下午茶，那他得不到队员们的拥护简直是天理难容。
当然，被他横刀夺了“支队长”位子的薛耿属于天理之外的“特例”。
出于这些理由，一般来说，沈愔甚至不用开口点破，只需一个微微发冷的眼神，就足够说错话的队员面壁自省。
不过这一回，也许是葛长春干的那些勾当确实天怒人怨，也可能是媒体微博上的舆论让全体刑侦支队憋了一口怨气，在收到自家老大的“死亡射线”后，于和伟非但没有闭嘴反省，反而梗着脖子和他对视：“我有说错吗？老大，这特么就是个人渣，祸害了那么多年轻女孩，活该他自己尝尝被人祸害的滋味！”
沈愔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人虽然没帮腔，却或多或少的带着认同的神色。他于是合上文件夹，往后靠坐在办公桌上，冷静而客观地反问道：“他是人渣，他女儿是吗？”
于和伟：“……”
“即便是人渣，也没有私刑处置的道理，不然要警察和法律干什么用？”沈愔目光锐利地看着他，“还是说，你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于和伟哑口无言。
沈愔快刀斩乱麻地收拾了“起刺”的队员，本想让他写一份三千字的检讨深刻剖析错误，奈何客观条件不允许，只得作罢。他不浪费一秒钟地扯回正题：“不管葛长春和之前的涉毒和性/虐案是否有关，也不管他女儿失踪是巧合还是人为，既然案子到了我们手上，就必须查到底——小于。”
于和伟下意识挺直腰板。
“你带小许去收集葛欣同学的证词，看有没有什么发现。薛耿去趟交通大队，调出学校和聚会KTV附近监控，试着找到葛欣失踪前的踪迹。绍伟跟我一起去会会葛长春。”
沈愔用公文夹轻轻一拍桌角，没有语气起伏地问道：“还有问题吗？”
刑侦支队虽然画风活泼，平时不太把领导权威当回事，却都分得清轻重缓急，连最爱起刺的薛耿都没在失踪案件的节骨眼上唱对台戏，手脚麻利的该干嘛干嘛去了。
沈愔冲丁绍伟打了个手势，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直奔审讯室而去。
短短半个月内第二次参观市局，任谁的心情都不会太好。但是葛长春的情况要格外特殊一些，因为他既是刑侦支队的“重点关照对象”，也是报案的受害人。
听到开门声，他飞快抬起头，浓重的黑眼圈几乎砸桌面上，第一句话就是：“我女儿有线索了吗？”
丁绍伟回手拍上门，拉开椅子在他对面坐下：“已经在查了，不过需要时间。我们想给葛总做个简单的笔录，任何你能想到的线索都别放过，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葛长春从衣兜里摸出方帕，在已经初见“地中海”雏形的脑瓜壳上抹了把：“那是自然。”
丁绍伟于是翻开记事本，按程序往下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女儿失踪的？她在失踪前有没有表现出异样？”
葛长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迟疑着说：“欣欣这孩子比较恋家，周末一般都会回家。上周五……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她说晚上和同学出去玩，我和她妈就没太放在心上。谁知今天上午，欣欣学校的辅导员打来电话，说孩子没去上课，我才发觉不对劲，赶紧报了警。”
丁绍伟不着痕迹地审视着他：“葛欣这个年纪，偶尔贪玩逃课也很正常，葛总怎么能认定她是失踪了？”
葛长春：“我打电话过去，她手机关机，问她同学都说不知道——他们一块出去玩的同学都回来了，只有欣欣一直没消息，肯定是出事了！”
丁绍伟：“手机关机可能是因为没电，葛总先别紧张……葛欣平时有没有玩得好的同学或者朋友？”
“她平时走得近的就是同住一屋的室友，我问过了，那几个小丫头都不知道欣欣的去向，”葛长春有点不耐烦，“我说警官先生，我女儿好端端一个大活人不见了，你不赶紧找人，却在这儿问东问西浪费时间，到底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