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抽噎着, 揪起妈妈的一撮弹簧卷卷毛问：“那什么时候能出去玩啊？”
“冬天不能去, 夏天就可以啦！”弟弟哭了, 吉安本来还想哄哄他的, 不过看他又手欠地去拽妈妈的卷卷毛，吉安“啪”地一声打在他手背上。
眼里含着泪水，一脸无辜的延安：“……”
嚎得更大声了。
不过，无论延安再怎么大声哭泣，他都没能让妈妈回心转意。
项小羽常年在外求学，虽然有老公和孩子在身边，但她也是十分想念父母的。
平时陪孩子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既然有假期，她当然要回瑶水村陪一陪父母了，一点也不想去外地旅游。
于是，宋恂的旅游计划只好暂时搁置，推迟到了暑假。
他们一家大年初二返回瑶水村，在村里一直呆到新学期开学，才像进货一样，带着大包小裹重新回了省城。
*
新学期开学没多久，宋恂在党校里迎来了一位熟人。
“没想到我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能坐进学堂里。”苗利民吃着号称省委机关最高标准的饭菜，心满意足地说，“党校的环境可比我上简易师范那会儿好多了。”
宋恂笑道：“听说县处轮训班的课程非常紧张，去年跟我们同期的那个县处班，十八天就学完了我们两个月的内容，而且是全封闭管理的，您可得做好心理准备。”
“不用上班，只闷头学习还有啥不乐意的。”苗利民感慨，“当初我们上学那会儿倒是不用封闭管理，但是家里穷，外面又乱糟糟的，学生们没事都不敢出校门。每顿吃一个黑面馒头，一吃就是两年。现在的环境在那会儿简直不敢想！”
苗利民曾是他们村里学历最高的人，在全村连小学生都没几个的时候，他娘和大姐省吃俭用，供他念完小学，又念简易师范。
原想着读完了师范，就回村里教书，没想到土改以后，乡里大招能识文断字，有文化的干部，他被大姐往前推着，推去了乡政府工作。
这些年干部的文化越来越高，他这个简易师范毕业的干部已经不算什么了，县委里最差的也是初中毕业生，大多是中专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像宋恂这样的大学生。
苗利民被一茬一茬高学历的年轻人比着，也很有紧迫感，早就想找个进修的机会充充电了。
“三舅，听说你们县处班今年开了经济学的课程？经济学的课安排在上午还是下午啊？”宋恂问。
“每周有两节，都在晚上，六点半到八点。”
苗利民对这个经济学的课是很感兴趣的，三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里，在地区和县里，光是经济研讨会就开了好几轮。
不过，他们这一代的基层干部，很多都是只懂政治不懂经济的。
像地委袁书记那样科班出身的经济专业的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
党校就是针对这种现象，顺应时事，为县处班的干部们开设了经济课。
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运行规律的干部，无法适应新的历史形势。
宋恂记下了上课时间和地点后，跟学校申请了经济学的旁听证，每周抽出两晚的时间去县处轮训班上课。
上次袁书记跟他说过理论进修班的毕业去向后，宋恂就一直在琢磨想个什么办法避免以后一直搞理论研究。
县处班的经济学课程，很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
*
这天晚上刚下了课，宋恂便被苗利民喊住了。
“你先别忙着回去，咱们到招待所去一趟，你老丈人来了！”
“……”宋恂一愣，诧异地问，“我爹来了怎么不跟我们提前说一声？”
“他临时上来的，给你打电话，你没在宿舍。就把电话打到了我那里，据说是有个大事想让咱们帮忙拿个主意。”
项英雄被安排在党校的招待所里，见到宋恂和苗利民进门，便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这次突然到省城来的原因。
“小宋，利民，你们说，把队里的渔船承包给个人，可不可行？”
苗利民的晚饭有点吃咸了，正端着缸子咕咚咕咚灌水，便听到了姐夫的问话，一口水呛进气管，险些咳去半条命。
他摸一把下巴上的水渍说：“你怎么有这个想法的？那是集体财产，哪能随便给个人使用？”
“报纸上不是说，解放思想，大干特干嘛！有个什么村把土地都给分了，人家都敢分地，我们分一分船怎么了？”项英雄自有他的道理。
“人家那是包干到户，不是分地，跟你们这个分船也是两个性质的。”苗利民下意识反驳。
“我一开始也觉得这样不行，但是村里有个知青说，他老家那边好几个县都搞生产责任制了。我也没太听懂，反正那意思好像就是不搞平均主义了，按照产量记工。”
宋恂想了想说：“现在有的地方确实开始搞责任制和包干到户了，但是，爹，咱们这个渔船你打算怎么包干到户？一条机帆船上需要6-8名渔民，谁家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壮劳力。”
“我们就分组嘛，还是原来船上固定的那些人，一起承包一条船。每条船每年规定上交固定的渔获，完成指标的不奖不罚，没完成指标的可以罚全年指标的10%，超额完成指标的，可以奖励超额部分的20-25%。”
苗利民问：“那你们同一条船上的人怎么分？有船老大，有船副，还有拉网的，大家分工不同，出的力和获得的工分肯定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