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师傅没走，但换了一个住处，住到陈书记的小区去了。
至于楚大舅家，楚大宝之死他们还没有多想，楚二宝再一死，街坊邻居全都说“该！”，俩口子就疯疯癫癫，整天说楚大姐太狠心，花钱买凶杀了俩侄子，到小区里周师傅楼下哭，到县政府门口哭，被拘留了好几次，陈书记也不能说把他俩抓起来怎么怎么样吧，最后还是县公安局做通了楚大舅夫妇的思想工作。
宗齐光没有在这个纪实报告里写明是周师傅买|凶|杀人，根本就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瞎说。不过小俩口私下讨论的时候，都说这事说明一个道理，不能太欺负人了。要是按照农村群众的思想，你弄坏了我家香火的蛋蛋，那我绝后了，我也得让你绝后，“一报还一报”才是群众的基本认识。
我没有报复你，你反而把我孩子捅死又从楼上摔下来，还把我闺女折磨得失去了生育能力，那真是真的绝后了。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血亲复仇”很合情合理。
姜明光唏嘘不已，“当然从法律、从强制机关的角度来看，血亲复仇是不可以的，不然法律和强制机关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可这事你得这么看吧，要是周师傅还能忍着，不报复，那也太憋屈了！”
“我心理上同情，但从政府公务员的角度，意识上不赞同。”
“我懂我懂，你难。我不是要你说赞同谁反对谁，就是吧，这种情况法律确实不能给罪犯应有的惩罚，说是未成年，但手段特别恶劣特别残酷，就应该从严从重处罚，不然怎么能达到‘震吓’的作用呢？”
“这个是从‘未成年被本能认为不具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正当的能力’来思考的。”
宗齐光嗤之以鼻，“放屁！要我说，现在孩子什么都懂，十六岁，长得人高马大，跟大人没有什么分别了。你以为他不知道自己作的恶吗？那楚大宝回家怎么死活都不说自己干了什么事？怎么到审讯室里都死活不说自己干的事情？他当然懂的！”
“哎呀！别激动呀！我就是跟你说说咱们国家的法律条款制订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二审改判二十年，已经算是从重了。”
“这种人进了监狱，二十年后出来也就是三十六岁，还能祸害别人，再说很可能待不到二十年，没准十五年、十二年就出来了，也就三十出头，这种人出来之后，肯定要报复社会的。你看看报纸，严打的时候，那些报道出来的案子，有多少丧尽天良的禽兽！就这还有多少是没有报道的呢！”
姜明光不说话了，将稿纸递还给他。
“陈书记在任的时候我不好写这个，现在写了应该没事了。再说，我现在可是‘无官一身轻’喽！”
“你那是太懒了！”姜明光嫌弃的说。宗齐光的缺点也很明显，他嫌麻烦，怕麻烦，心太软，不够有魄力，又讨厌应酬，可以说是很不适合官场的。当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恐怕就是他能忍受的极限了。玉龙县还在发展经济，文化旅游上面目前没有什么发展，也就没有成绩，年年政绩考核他基本都是垫底，所以文旅办公室一直被视为县政府年长公务员级别到了年龄到了等退休的“胜地”，不需要成绩。
没有政绩考评就很难看，他也没想过要调到别的部门，就这么混了两年半。
学术上来说，他其实念的是高大上的数学系，但不爱做研究，也不想继续深造，这几年倒是一直在写小说，已经在几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若干篇短篇小说，在玉龙县是个小有名气的“大作家”。
作者有话说：
小峰小橘案不是重点，不细说了。
以前城市里的妇联很牛的，有的城市国营工厂女工达到了50%，不包括棉纺厂这种女工占绝对多数的单位。以前的国营单位国营工厂还有托幼所托儿园，大厂子还会有自己的完全中学，职工子女可以一站式从托幼所上到高中或技校都不出厂门，这种条件下企业也不在意职工性别，孩子断奶就能送托幼所，女职工休3-6个月产假，不耽误回来工作。
讲鼓励生育三胎却不把配套服务做好，那就是专门欺压女性，简直大放狗屁。
明光的工作环境是作者设计的理想型，真实情况下女性领导很不容易，男性职场文化挺窒息的。2010年，中国在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会议上称，中国女性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40%。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基层女性工作人员，到了中层领导层，女性比例就大幅降低了。如果在最能表现一个国家面貌的领导层面上都没有做到按比例选拔，怎么能觉得我国的女性地位很高了呢？
第72章
说起这项“副业”,宗齐光还挺得意的。当初他为了跟姜明光一起报考理科专业，放弃了更喜欢的中文和新闻，结果脑子一抽填了数学系,是因为数学系跟中文系一样都是大热门基础学科。他对数学的兴趣不算很大，属于“随便学学就好”；到了玉龙县,每天工作清闲,除了配合县政府以及其他兄弟部门搞点文字工作，能有很多时间。
文旅办公室主任写写小说，也不能算“不务正业”了。
至于为什么会写“玉龙县少年杀人事件”的纪实报告,还是因为这个案件太典型了：疏于管教的少年、“性本恶”的性情、极为残忍的犯罪行为。直接引发83年严打的“6·16红旗沟惨案”中就有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社会群众的广泛关注。之前人们总是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懂什么呢”,事实证明,这是谬论,一个未成年人犯下了残酷的罪行,就应该本能认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