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假设贺子轩真的是醉酒意外身/亡，那么，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去打开水箱盖子，又往里面扔录音笔的概率有多少？
其次，如果假设贺子轩是他/杀，那么，杀/害贺子轩的人，为什么要把录音笔扔进水箱里？
如果杀/害贺子轩的人是为了陷害我，那么，他应该把录音笔放到容易让警察找到的地方，而不是马桶后面的水箱里。要知道，录音笔不防水，扔进水箱里很有可能就废了。换句话说，即便警方从水箱里找到录音笔，如果录音笔已经完全损坏，那么，这支录音笔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如果杀/害贺子轩的人是为了毁掉这支录音笔，那他也不应该扔到水箱里。直接掰断或者拿走，哪一个都比扔到水箱里要保险的多。
我忽然百思不得其解。
贺子轩的这支录音笔出现在马桶后面的水箱里，从逻辑上就很难说的通。
而且，当时在办公室里听录音时，因为录音笔已经损坏了一部分，音质不佳。又加上贺子轩这件事，事出突然，我有些心神不稳。
我只能确定录音笔里的声音是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贺子轩本人都很难说。
而如今，录音笔已经被严筠毁坏，我想再听一遍确认也已经不可能了。
我静静沉思着。
这种种串联起来，忽然给了我一种空城计的感觉。
我甚至觉得，那支录音笔根本就是个幌子，而在这个幌子之下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暂时不得而知。
我无声敛眸。
窗外的雨势渐弱，我将目光落在窗户玻璃上，目光所及，窗户玻璃上蜿蜒的水痕凝结成无穷无尽的椭圆，新的溅落覆盖了旧的，连同玻璃上我的倒影也一并破碎。
我继而起身，拎了包离开了咖啡厅。
我一路驱车去了一趟［水云间］。
场子里没开灯，很黑。我一路摸黑走到大厅，还没走近，远远就听到一帮人在里面咋咋呼呼地打牌。
我蹙眉，本想走进去呵斥两句，但抬脚还没迈出去，又生生顿住，继而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我心事重重地乘电梯去了办公室，阿升此时正在办公室的隔壁整理文件。
我走过去，他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尊了我一声：“蓉姐。”
我问他：“警察都走了？”
他说：“走了。”
我便没再说话。
阿升将手里的文件整理成一叠，然后工整地摆放进柜子里。
我看着他整理，听得他又问我一句：“蓉姐，你怎么这个点就来了？”
我没回答，继而反问，“贺子轩的那支录音笔是从马桶后面的水箱里面找到的吗？”
阿升摆放文件的手一顿，说是，问我怎么？
我不答又问，“当时水箱的盖子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阿升想*T 了想，说是打开的。
我蹙眉，“有没有这种情况，保洁打扫卫生的时候，会忘记关闭马桶后面的水箱盖子？”
阿升闻言摆了摆手，“那怎么可能？再说，保洁打扫卫生也不会把水箱盖子打开。一般只有需要维修的时候，才会去动……”
阿升没有把话说完，自己就先顿住了。
我看向他。
他的眉目沉了沉，“这么说起来……贺子轩出事的那个卫生间里的水箱盖子为什么是打开的？”
我没有吭声。
他沉默片刻，“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他顿了顿，又蹙眉，“但是，这么做能有什么目的？让警方更快发现那支录音笔？”
我微微摇头，“恐怕，是想让我们更快发现。”
阿升不解。
我沉着地道：“你想，一般发生这种命/案，除了第一目击者之外，首先会赶到现场的人是谁？”
阿升脱口而出，“场地的管理者。”
我点头，“不错，虽然发生命/案一定会报警，但是，警察再快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赶过来。而在这之前，负责保护现场的人，肯定就是场地的管理者。换句话说，就是你，或者是我。”
阿升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冷漠敛了眸，“如果我没有想错，这是一招非常恶毒的连环计。因为贺子轩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铁板钉钉。但是，怎样才能让贺子轩的死跟我们扯上关系？那就是栽赃陷害。我甚至可以推测，那支录音笔根本就是防水的，而它之所以会受损，也是早就有人故意而为之，并非是水浸所致。对方就是要让我们形成一个错觉，以为这支录音笔是意外落入水箱，然后损坏，却殊不知，它的录音，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
我说到这里，顿了顿，又继续道：“对方首先把录音笔扔到水箱里，让我们发现。我们发现之后，即便是出于好奇，也会打开听一听，然后，我们就会听到对我们不利的录音。基于正常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在那种情况下，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将这支录音笔藏起来，不能让它落到警方手里。所以，正如对方所愿，你也的的确确把录音笔藏了起来。但是，我们藏起了录音笔，就等于藏起了一个祸患。录音笔是案发现场的东西，我们却私藏了，这叫什么行为？如果有一天这支录音笔东窗事发，即便贺子轩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很难说的清楚。”
阿升闻言额上冒出了细密地冷汗，他的语调有些不稳，开口也结结巴巴的，“那……那……录音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