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很不好。
从前，她是家里的老大，素来习惯了为弟弟妹妹撑起一片天，但现在她好累。
她特别想找一个人好好的倾诉倾诉，老二不着调、母亲那不能说，弟弟就更指望不上，她只能跟三妹倒倒苦水。
“不怎么好，家里乱糟糟的。
振兴他卖了房子，卖了工作，跟他对象跑去鹏城，结果被人绑了。你猜绑他的人是谁？是金贵旭，老二惹的祸，却是让咱们受了难？她一个人倒是在外头逍遥自在得很，她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为了去救振兴，我请了半个月的假，结果这期间我婆婆摔断了腿，红星被热汤烫伤，你姐夫埋怨我得很，说我不顾家，既然舍不得娘家，干嘛还要嫁人……他真的是蛮不讲理，除了这次，以前我哪有耽误过家里的事？
算了，也不怪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厂子欠着几十万债，他是副厂长，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该理解的……”
嘴上说着理解，眼泪却吧嗒吧嗒的落个不停。
“姐夫的厂子效益不是挺好吗，怎么会突然欠了那么多债？”
“哎，好什么好啊，这两年外国厂子到咱这越开越多，咱们国有厂子做出来的东西比不上人家的，就卖不动了，卖不出去厂里就没钱发工资，拖了工资大伙儿干活越来越不积极，造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差。
还有就是厂里搞改革，有些人什么都不懂，乱学乱改，机械厂去学人家造纸厂、衬衫厂的经验，那能行吗？
别说你姐夫的厂子了，就是我在的这个厂子也快不行了。”
“怎么会？”
林若云这下是真的震惊了。
她是林家人，父母、大姐二姐小弟、二姐夫都在纺织厂待过，可以说非常熟悉，厂子里的东西供不应求，效益好得很，怎么会不行？
“唉，我们厂子已经把空闲的车子租出去给人搞运输了。就连东门那边的墙都拆了，那一带的空地和房子租给别人开店摆摊。
如今这摆摊也不好摆啊，现在严厉打击投ji倒把……”
林若云越听越糊涂，怎么听着好像私营经济又不被允许了？
不对啊，明明上个月她还看到米国经济学者说《华国改革势不可挡》，甚至猜测会不会走上紫笨主义呢？
只是大姐的精神劲已经很差了，林若云便挂掉电话不再打搅她。
看看时间，两人决定打下一个电话，希望在徐老那能解惑。
徐老听完林若云的问题，先是回答了那个尖锐的问题，“当然不会。那是西方的舆论武器，它们就是喜欢这样，要不把你丑化成大魔鬼，要不就是把你划为一个阵营的小弟。一点都不懂什么叫独立自主，什么叫尊重。”
“至于你姐姐描述的那些啊……怎么说呢，并不是不让改革了，而是需要放缓速度，让大家来适应，更好的理解改革，而不是瞎搞。
这几年经济企业改革声势浩大，投进去的钱源源不断，但收效甚微。上头派人下来查，才发现有的人乱搞，项目重复，生产计划杂乱，目的呢就是为了捞钱。
所以上面急忙踩了刹车。
这就好像你拼命做衣裳卖，踩缝纫机踩太快，踩出火星子快要烧着裤腿了，所以你不得不停下来先把身上的火浇灭。”
“新政策的出现就是为了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林若云恍然大悟，“我知道了，老师。谢谢您。特区那边也受到了影响吗？”
大哥二哥都在鹏城工作呢，不知道会不会被影响。
“鹏城啊，那可是处在风口浪尖呢。去年有同志去参观，结果到了晚上就趴床上痛哭，说咱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一朝解放回从前。还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的，其它都变色了，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2]
林若云刚听到这话时觉得很好笑，很难想象老成持重的干部们伏床痛哭的场景，但随即又为他们的赤诚之心动容。
“那结果呢？”
“后来啊，特区的同志们也要辩驳啊，咱们当然还是同志。
不改革，群众吃不饱啊。你晓得闽省吧，那里山多地少粮食吃不饱，工业极不发达，建国至今只有一条铁路，不改革怎么让大家吃饱穿暖？
闽省位置好，又有不少侨胞回国投资，这是优势，要好好利用。
况且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紫笨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搞，它并不是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志。[3]只要还是人民当家作主，咱们的大地就始终是红色的。”
徐老说得斩钉截铁，这也是他们这代人心中最坚定的信念。
“孩子啊，你们要对国家充满信心。曾经有比现在更难的时候，都能挺过来，如今这小风小浪，又怎么会克服不了？”
林若云虚心受教，“嗯嗯，老师我们明白了。”
看来确实是在外面呆久了，被米国的花花绿绿扰乱了心绪。
她有些想早点回国了。
人心易变，尤其是在浮躁环境的影响下。
徐老说特区的变化大，在特区的人也一样，很多人从内到外都变了。
鹏城成为特区后，这里就来了许多勇敢的闯路人。
有的依旧老实本分，拒绝了外界干扰和诱惑，安心挣钱，比如郑立强。
有的携家带口，在养家的重担下，激发出精明能干的潜质，挣到了大钱，比如陈爱军和林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