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长此以往，这就是一只药鸡，而且还会造成超级菌现象。养鸡人需要喂的药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才能压住病菌传播。
这么做，可以说是饮鸩止渴，根本不利于养殖业长期发展。
李经理好奇了一句：“周经理你是如何保证你收上来的机不是药鸡的？”
如果农民能够保证规范养殖，其实肯德基也不介意和农民合作。美国肯德基使用的鸡肉同样是农户养殖产品。
周秋萍笑了笑：“我是通过农村的基层销售组织供销社来达成双方合作。我们为了保证鸡在适当的时候被宰杀，采取的是每天定点在一个地区的养鸡场进货。如果抽检发现鸡肉的药品含量超标，那么作为惩罚，我会减少在这个供销社的进货量，把指标分配给附近的供销社。”
她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种简单的连坐以及制衡手段。
同一个供销社的养殖户，因为害怕受到同伴的连累，所以在自己养鸡的同时也会承担起义务监督对方的责任。如此一来，自然就减少了不规范喂药的概率。
同时，她选择在发生药鸡事件后，将空出来的收购额度分给旁边的乡镇，也是防止同区域的人抱团，共同对抗公司的政策。
李经理是少年时期才移民美国，算半个香蕉人，对于中华文化的隐约之处，还是能够理解的。
他只好奇一件事：“你不怕他们联合起来闹事吗？”
说实在的，以他和中国养殖户打交道的经历，他觉得中国农民不好惹。虽然平常又狡猾又老实还胆小怕事，但一旦发飙的话，那相当的厉害。
倘若他们不继续收购鸡，那就相当于断了对方的生活来源。他们能够跟你拼命。
周秋萍笑道：“没那么夸张，肯养鸡劳动致富的人，基本上不是亡命之徒。况且中国现在处于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过程中，养鸡没有行业标准，对鸡肉的要求也不高，而且鸡肉消费市场逐渐增大。鸡肉比猪肉便宜，而且我们传统观念里，鸡肉营养又健康，消耗量很大。我这么说吧，即便是被我拒绝掉的药鸡，也不会真的砸在养殖户手里，他们最多就是自己把鸡挑到市场上去卖，费点事或者少挣点钱，同样能够把鸡卖出去。”
看到李经理不赞同的眼神，周秋萍又解释，“人的认识都是不断进步的。现在我们知道药鸡不好，吃了对人也不好，所以不能接受。但农村甚至大部分城里人的普遍状况依然是经济条件不富裕。不要说药鸡，在我小时候，如果能吃到高温肉，就是得了瘟病死的猪煮出来的肉，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嫌弃，而是吃的兴高采烈。就是现在，农村的猪如果吃了药死的耗子被毒死了，或者牛吃了打了农药的草也毒死了，这些死掉的家畜也不会丢掉，而是直接放干净血，然后分割在附近几个村卖掉。卖的人不会瞒着买的人，买主心知肚明，也心甘情愿地掏钱。”
李经理听得目瞪口呆，感觉不可思议。
这些人就不怕吃出毛病来吗？
周秋萍解释道：“一个是量不多，每家每户买的肉很少，家里每个人能分到两块就不错了。从数量角度来讲，吃出毛病的可能性并不大。另一个就是这种肉普遍要比正常的肉便宜一些。农民其实很苦，大部分人都不富裕，一年到头逢年过节才能勉强吃上肉。能够有便宜肉吃，大家还是很乐意吃的。所以说农民饲养药鸡，未必就是他们想使坏。在他们眼中，能吃上药也许也是一种重视的象征。我这么说吧，到现在为止，农村有些老人生病了也不会吃药，不是他们不想吃，而是他们舍不得掏这个钱。就是以前在有赤脚医生的时代，大家也尽可能选择针灸之类的治疗方式，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因为医生针灸可以不收钱，药必须得收，那个是要花钱买的。”
李经理听了感觉自己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本以为自己对中国对大陆好歹还算是了解的。现在却发现好像他一直想当然了。
听到他的感慨，周秋萍只笑笑。
这些不会有人写在书上的。
穷人嘛，没话语权的人嘛，干嘛要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用最坏的恶意去揣度他们就好了。好像他们生来就是坏种，所以活该受穷受罪。
李经理倒是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你能管理好农户，倒也不是不可以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养殖方式，只要你能够这样统一的提供雏鸡、饲料、防疫、收购、加工，这样能够快速发展。”
王教授颇为心动，其实他还是比较青睐这种方式的。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民致富。
实话实说，种田致富那是不可能的，粮食收购价格就摆在那里，各种收费摊派又不断，农民种田最多也就是饿不死自己。别说生场要住院的病了，就是孩子的学费都没办法从地里刨出来。
养鱼需要池塘或者沟河，农村这些都是集体所有，已经被人承包了。其他农民想要手上有钱最好的方法就是养鸡养鸭养鹅，其中鸡又比鸭和鹅好，因为后两者需要水，前者一块空地就能解决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只要稍微脑子正常点的，也会支持这种模式。正常的政府都会希望自己管辖的人民富裕，而不是穷困潦倒，被迫背井离乡。
毕竟就是薅羊毛，肥羊也比瘦羊好薅啊。留在自家才能薅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