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板一本正经：“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反正我是觉得我没少为你们国家做贡献。”
他早就移民了，宣过誓，开口你们国家没毛病。
“你们想想，中国什么多呀？人多。城里人多养不活城里人的时候，下乡。乡下人多，产出养不活一家老小时，怎么办？农民工进城。但城市能容得下这么多农民工吗？不能。要人的话也不会在火车站设卡，直接逼人回头了。你说在农村活不下去，城里又不让进，那大家只有走第三条路，出来啊，出来活下去。”
他说着就露出鄙夷的神色，“最不要脸就是你们当官的，明明解决不了问题，还堵人家的活路。凭什么不给人护照啊？这跟身份证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你们的官员最爱干的事是什么？把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抓在手上变成少数人的特权，然后以此作威作福。”
赵老板以前到底是拿奖学金的留学生，差点往科学家的道路上走的人，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小陆忍不住反驳：“那全跑了怎么？不乱套了吗？”
赵老板不甘示弱：“哎哟，你是说叛.逃吧。什么时候土地可以禁锢人了？是人选择土地。看，这又是对公民最基本权利的剥夺。”
小陆吐槽：“要没这剥夺，你也发不了财。如果每个人都能轻松拿到护照，还需要你的邀请函吗？”
赵老板痛快点头：“没错，所以大哥别说二哥。我们赚钱的基础都是特.权，本来是老百姓平等享受的权利。”
他伸手指着周秋萍，“你是港商，所以你能做生意。”
他又指着小陆，“你们卢总有背景，所以才能把摊子铺开来。”
他最后伸手指自己，“我呢，现在给自己办了移民，所以我才能一封封的发邀请函，而你们当官的抓不了我。”
小陆下意识地又想反驳对方。
周秋萍提前开了口：“所以赵老板你才有口皆碑。你想办法办出来的人，都念你的好。”
赵老板这才痛快了：“就是，甭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你们还没一个女同志通透。”
估计是他在庞老板手上吃了亏，到现在怨气也散不了。
想想也正常，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不是因为嫉妒以官倒为代表的阶层享受的特权，或者是其他因素。反对知识分子对官倒的观感相当差。
本以为在国内忍声吞气也就算了，没想到出了国还得受这帮孙子的气，他不郁闷才怪。
周秋萍赶紧表态：“您过奖了，我懂什么呀，指望您帮忙的时候多着呢。”
她还真不觉得这是一句夸奖。什么叫还比不上女同志？说的好像女人天生要比男人差一样。
只不过做生意，求同存异，她也没义务去纠正别人的三观。
大约是为了展现知音难寻，赵老板表现的十分大方，后面不管周秋萍说什么，他都是是是好好好。
就连周秋萍坚持要这工厂的原厂主出现，大家一块儿坐下来重新签合同，赵老板再强调了几次太麻烦之后，居然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那会儿他不强调对方在奥地利打工找人困难了。
能有多难？奥匈帝国，两个国家就挨着。好比浙江人去海城，能难到哪个份上？
周秋萍甚至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当初那位福建老板其实是被摆了一道。因为他急着转手走人，那租金肯定要大大打折扣。
中间的差价，不就是赚头吗？
以赵老板当蛇头的人脉，找人重新接手厂房，也不是难事，最多花点功夫。
所以说做生意啊，千万别把人当圣父圣母，光辉普照大地。大家心里的小算盘都拨得精的很呢。
偏偏周秋萍还得念对方的好，因为赵老板转手给他的价钱要比市价便宜起码一半。
无权无势，能在异国他乡混出头的，果然都有两把刷子。
周秋萍索性结善缘了：“还要麻烦你件事儿，如果有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帮我留意一下。公司要请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合适的。”
赵老板哈哈大笑：“你看你也在挖国家墙角吧。”
周秋萍从善如流：“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看我也是在创造工作岗位，你不说中国人多工作少，大家都要找条活路。”
赵老板笑得更厉害了：“你这就是狡辩了啊。当官的需要的是那种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所以才千方百计拦着不让留学。绞尽脑汁想打包出去的就是苦哈哈的老农民还有最普通完全可以被机器代替的工人。他们跑到哪去都好，还能少给他们分地，不用给他们发10个人的工资，让他们干着其实一个人就能完全干完的工作。”
这种问题有啥好讨论的，跟她的生意毫无关系。她就是个商人而已。
这一天的行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小孩子们在食品厂跑来跑去，感觉十分过瘾。
赵老板还带着周秋萍去布达佩斯的政府部门询问政策，确定她以香港东方贸易公司的名义投资没问题。
赵老板还面带微笑地用中文骂了一句：“真tm现实，人往高处走。同样是华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高兴同志倒是说了句大实话：“城里人下乡，也没见农村人赶啊。”
反过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赵老板哈哈大笑：“没错，都他妈狗日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