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成跟着她，又追问：“你过来找卢部长有事？”
周秋萍感觉不该瞒着对方，也没必要隐瞒，便说了打算用音像店的利润投资股票的事。
“我准备趁年前跑一趟深圳，好把这事儿敲定下来。我已经去总务科订票了。”
“那给我也订一张吧。”
“啊？”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那边治安其实没那么好。尤其快要过年了，有的人没挣到钱，说不定会铤而走险，干把大的，以后都不去深圳了。”
周秋萍本来想说不是她一个人，她们一家四口人都去。可对方说到治安的事，她就不能不放在心上了。
可她又莫名其妙觉得别扭，下意识地拒绝：“那行，我喊郑军他们跟我一块去吧。我看你最近也挺忙的。”
“郑军申请回家探亲了，他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年。”
周秋萍有些尴尬：“那你不回家过年吗？”
“没事，我去年回去过。”
搞得周秋萍都找不到理由拒绝。
余成自己在总务科要票，办事员直接摆手：“简单，直接包一个软卧车厢好了。三个大人两个孩子，刚刚好。”
周秋萍还能说什么呢，她只有点头的份。
余成也没意见，点点头，只丢下一句：“订好票跟我说一声。”
转身又走了。
周秋萍下意识地想开口又不知道说什么。人家也不是没去过深圳，总不会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行李。
就是这人也太瘦了。现在有没有胃镜啊？他要不要做个胃镜检查？要是生病了可以早点治。人的胃如果坏掉，那身体肯定会垮。
可惜他走得太快，自己都来不及多句嘴。
刚好她的哔哔机响了，周秋萍估摸着东西才上身，也没几个人知道她的call号码，赶紧借了总务科的电话回过去。
的确是熟人，而且是急事。
欧小飞急得嘴巴冒火泡，一开口，隔着电话线都像是在往外冒糊味：“周经理，出事了，报纸批评咱们了，说咱们传播外国的坏东西。”
她太着急了，把电话打到了贸易公司，才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有了call机。她都等不及贸易公司喊人，又直接打对方的call机。
跟她的焦急一比起来，周秋萍简直可以说是气定神闲，甚至有心思问：“还有呢？”
“说这个是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是西方世界的大毒草，是要毒害青少年的。”
周秋萍追着问：“有没有说我们是在非法售卖音像制品？”
“啊？这个倒没提。”
周秋萍最后一点担心烟消云散，完全无所谓了：“那就行了。”
“哎，可是我们被这么骂，这不是在败坏我们的名声吗？他们是在打压新兴的艺术形式，是在扼杀艺术的萌芽。我们必须得反攻，跟他们一较高低！连《人民日报》都说了，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现在这些人还这么迂腐顽固。”
周秋萍毕竟是一把年纪才重生的人，倒能说上几句公平话：“也不能这样说。他们有他们的担忧。我们必须得承认，欧美音乐传递的内容里包含性与暴力的成分，还有其他一些不好的东西。国门打开了，什么都进来了。有人为此担忧也是正常的。”
“那也不能这样，我们怎么就成了毒窝？专门散播大毒草了？乱七八糟的。我们必须得反驳，否则米瑞克的名声全都被糟蹋了。”
周秋萍笑得厉害：“你承不承认，你一开始被欧美摇滚乐吸引是不是觉得特别爽，最重要的是让别人目瞪口呆的爽？欧美音乐的受众有多少看重的就是这种反叛？也许叛逆的情绪表达才是她们真正喜欢这些的原因。”
也就是说，报纸越是口诛笔伐，米瑞克的顾客就越忠诚。这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欧小飞还不满20岁，一时间跟不上周秋萍的节拍：“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不反驳了吗？就由着他们污蔑我们？”
“也不是。他们写文章骂我们，你们也可以写文章反驳回去。这样也是种宣传手段，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米瑞克。还省得咱们打广告的钱。”
周秋萍挂断电话之后，又拨了文工团的号码找何谓。
何谓作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干事，已经看到了那篇批判文章，对此嗤之以鼻，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一定要好好写篇文章，大批特批这种狗屁不通的鬼话。”
周秋萍不在乎这个，她只关心一件事：“会不会事情闹大了，影响米瑞克的经营？”
因为打口磁带属于灰色地带。
你要说它是非法音像出版物，它们是正规厂里出来的，而且是以合法途径进入国内。最多就是用途发生的变化，从垃圾变成了商品。
可你要说它们应该堂而皇之地被摆出来销售，似乎又有些不对。因为作为音像制品，它们应当被审核审批之后，才可以摆出来销售。
立法永远滞后，起码现在的法律对于新兴的打口磁带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周秋萍担心的是枪打出头鸟。
何谓直接笑了起来：“你是怕音像店被封了？谁敢啊？你真当军人俱乐部有这么好说话吗？工商局吃饱了撑的，没事给自己找这麻烦。”
周秋萍这才放下心来，笑着自我调侃了一句：“那我是抱上的粗大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