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苏联模式下的特点。
就好比苏联人造武器，最初就是直接拿德国美国的武器依葫芦画瓢。后来自己发展好了，其他国家仿制他们的武器，他们也不管。
从武器出发，延伸到方方面面。似乎在他们的概念中，知识与技术都不该垄断，不管那是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其实曹敏莉不知道的是，这种状况也跟特殊时期的状况有关。改革开放之后，港台以及欧美流行歌曲通过各种各样的地下渠道艰难辗转进入了内地市场。但是，他们的命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跌宕起伏。
比方说大名鼎鼎的邓丽君，她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官方来说是绝对的禁忌，她的歌也被称为靡靡之音。但老百姓确实喜欢呀，尤其是音乐界人士，他们的渠道多一些，能够听到这些不在公开场合传播的音乐。他们想要将这音乐带给更多的人欣赏，只有两种渠道，一种是翻录磁带，但这种方式有很多限制，因为并不是每个想听歌的人都有翻录的设备。另一种就是翻唱。
80年代早期有种说法叫做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诞生的。
像歌唱家朱明瑛，她的代表作之一《回娘家》翻唱的就是邓丽君的作品。当时为了能唱这首歌，她一口咬定这是河北民歌。因为邓丽君的祖籍就是河北。朱明瑛唱这首歌时是冒着政治危险的，一旦被有心人揪着不放，那就是政治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翻唱歌曲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在考虑经济效应，不如说在他们内心深处更多的是有种盗火者的悲壮。港台乃至欧美的流行歌曲，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传播的信念。
他们自然意识不到版权的存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初翻译《公阐党宣言》时，谁也没考虑版权啊。
曹敏莉对这些知之甚少，但仍然感觉新鲜又有趣。购买歌曲版权这种事在香港乐坛很常见。现在正是歌手风光的时代，有限的词曲作者根本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乐坛的繁荣。所以大批购买日本以及欧美等国的歌曲然后填上粤语词，重新翻唱，是常规操作。
曹家虽然不涉足娱乐界，可香港就这么大，要说完全没联系，那根本不可能。
她痛快地应下了周秋萍的请求：“行，我给你问问看吧。大陆市场这么大，想必会有音乐公司感兴趣的。”
周秋萍大喜过望，赶紧报了一连串的歌名。这都是在羊城和深圳地区受欢迎的粤语歌。其实现在广东才是大陆流行音乐的中心，好些歌都是从南方开始流行起来的。
曹敏莉询问她：“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不要求唯一的版权，也就是说唱片公司可以将版权授权于我，也可以授权给其他人。”
曹敏莉奇怪：“为什么这样？既然都掏钱买版权了，为什么不干脆拿下大陆地区的唯一授权？”
周秋萍笑呵呵的：“好花大家戴，好歌大家唱，能让我们这边唱就已经很好了，我们不要求唯一。再说了，我要了也没用，到时候人家翻唱，我还能拦着？”
曹敏莉忍不住微笑，这是事实。其实不仅仅在内地，香港歌坛一歌多翻的状况也很常见。除非拥有版权的人真闹上法庭，否则大部分唱片公司都默许这种事存在。毕竟真要维权的话，除非你财大气粗，不怕得罪这么多同行，不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她点头答应对方：“好，我会给你问问看的。”
看女儿挂了电话，周高氏好奇地问：“你买歌干啥？这有啥用？”
这歌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这要咋买啊？买磁带吗？
周秋萍笑道：“买歌挣钱啊。”
这个想法她是在回来的路上突然间想到的。从打口磁带的受欢迎程度就能看出来，人们不仅对物质生活有需求，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大。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应该算是流行歌曲磁带打天下的好时光。尤其随着随身听的流行，好多人都愿意买磁带听歌，一些在后来人看来相当稚嫩的磁带，动则也销量过百万。
这个时代还没有水军，也没有刷数据一说。一首歌能不能红，除了它本身的质量之外，重要的是它的曝光途径。
现在没网络，歌曲能够被大家熟知的途径不外乎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在电视上播放，另一个就是从广播里听。
像中央台的《九州方圆》节目，就捧红了好多歌星。还有每年的春晚，让无数歌手走进千家万户。除此之外，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了，也在大街小巷流传。
还有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通过声波，像各种歌曲传入大家的耳朵，也让一大批歌手被人们所熟知。
周秋萍知道自己挺疯狂的。她清楚这两个渠道没有一定的门路，她根本沾不了边。她也没打算跟人家挤这个路，她要另辟蹊径，从卡拉OK房出发。
在后来KTV火爆全国之后，一首歌红不红，还有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它在KTV的点唱率。
她有现成的门路，她为什么不试着打造出红.歌星？商演什么的，她暂时还想不到那么多。光是卖磁带，就能赚的盆满钵满。
当然，很可能她一个外行人冒冒然进入这个行业，会花钱打水漂。但她有试错的底气呀。钱就是人的胆，这个行当不行，吃亏了，那就换个思路来。世界首富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笔投资都能够获得盈利。